他們痛得想要自殺：被忽視的癌痛
原創 三聯生活周刊 2018-11-04 05: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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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位名人明星因癌症離我們而去，不禁讓人重新把視線聚焦到“抗癌”話題上來。面對癌症以及它所引發的疼痛，我們的了解還遠遠不夠。
癌痛，即癌症疼痛，是癌症最顯著的信號，也是最重度的疼痛之一。但是，因為患者、家屬以及基層醫院對癌痛的忽略，中國很多中晚期癌症患者仍無時無刻不在承受這劇烈疼痛的折磨。
“請給我來一針”
從2016年春天開始，每到夜裡10點，天津退休幹部汪剛的家裡都會迎來四個小夥子。他們是汪剛的親戚與晚輩，都是20多歲，年輕力壯。
“就像每天吃飯一樣。”汪剛對四位小夥子的到來早已習慣，甚至離不開。一到晚飯後，他就等待著四人到來。事實上，四個小夥子，已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救星。
“啊，疼了！”汪剛一聲大喊。夜裡10點剛過，他的腰椎發出一陣劇疼。以腰為中心，一股灼燒的撕裂感在汪剛體內呈放射狀遊走，痛點遍布四處，隔幾秒就疼下。聽到汪剛大吼，四個年輕人立馬將他抱住，兩人按住大腿，兩人捏穩屁股。他指哪，他們就抓哪，以防痛點遊走。最疼時，他想著掙脫掉四人環抱直撞牆面，以疼止疼。但四人一直死死抓住滿頭大汗的他，直到兩三小時過去，疼痛漸息。
圖 | 攝圖網
汪剛說，那是一種“千刀萬剮的感覺”，有種掉進冰窖的無助之感。他今年62歲，是腎癌晚期患者。他的腫瘤病灶增生，壓迫腰椎神經，下半身漸有劇痛之感。痛不規律，時長時短，多在夜裡襲來。長達半年裡，他無法睡上一個好覺，剛睡著，就被疼醒。
“他剛來的時候，都快截癱了，走路都困難。”汪剛的主治醫師、天津市腫瘤醫院疼痛科主任醫師王昆說。行醫14年來，他見過各式被癌痛折磨的病人：歪著脖子的、躬身捂腹的、渾身冷汗的。還有嚴重到下身截癱者，躺在擔架上被送到病房，卻無法讓人抬上病床，只有掙扎著自己爬，“只要稍微一碰，他就喊疼”。
這些都是癌痛病人。癌痛，即癌症疼痛。數據顯示，中國每年新發約380萬癌症患者，其中約62%伴有疼痛，在中晚期癌症患者中，該比例高達80%。像蜘蛛織網一般，腫瘤生長擴散，壓迫周圍神經組織，病人漸有痛感。隨著病情加重，癌細胞向骨骼、神經及內髒等組織擴散轉移，晚期患者會成片乃至全身疼痛，無法進食、睡覺，連喘氣和翻身都成了奢侈。“癌痛已經是一種疾病了。”王昆說。
疼痛有10個等級的劃分，多數中晚期癌症患者的評級都可達到7級以上。王昆的科室有26張病床，躺著的基本都是7級疼痛以上的。當記者在病房見到汪剛時，他右傾側臥在床上，翻身不便，這個姿勢讓他更舒服。被問及當時有多疼時，他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10級！”
天津市腫瘤醫院疼痛科主任王昆（者也 攝）
10級有多疼？王雲是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的一位護士長，她舉了一個例子：“比如順產生孩子和被開水燙，就是10級疼。”王雲在中西醫結合暨老年腫瘤科做了20多年疼痛護士。通常，她會讓病人自己評估自己的病痛，給一個從笑臉到大哭臉的表情評分，得到的都是7級以上的中重度疼痛哭臉。
與生孩子、被開水燙的短暫疼痛不同，癌痛是慢性疼痛，如果不加治療會越來越痛，對人的意志力是致命打擊。疼痛是癌症最顯著的信號，每一次疼痛加劇，都會使患者失去治療信心，焦躁、抑鬱接而襲來。研究顯示，有近25%的癌痛病人有嚴重抑鬱症，是導致自殺傾向的主要動因。
“很多患者，真是痛不欲生。”李萍萍是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疼痛與症狀控制多學科協作組首席專家。她多年從事疼痛控制，見過許多患者痛得想要自殺，“不管是用什麼方式，我們都見過”。李萍萍說，疼痛如果不控制，患者很難繼續接受腫瘤治療，或者乾脆放棄治療。
77歲的李海蓉是肺癌晚期骨轉移患者，2008年發現腫瘤以來，她已生存10年，屬肺癌患者中的長壽者。即便如此，時而襲來的肩疼、脊椎疼仍每日折磨她：晚上她不能躺下，只有靠枕頭墊背坐睡，“能睡3小時就感恩戴德了”；哪怕是大夏天，睡前和醒後，她的第一件事都是去用熱水燙肩膀，維持高位的體溫。
“熱點會好受些。”在天津市腫瘤醫院的疼痛門診前，李海蓉對記者說。疼痛有時伴著全身發冷，當日氣溫約20℃，她卻裹著四件衣服來，裡面穿上了秋衣，最外麵包著兩層毛衣。裹得嚴實也不能減輕疼痛，她不時用手摸摸右肩，對著牆角撞擊。
一個月前，她的一位老朋友因肺癌去世。朋友臨終前疼得厲害，一疼就喊，慘叫聽得她心驚膽戰——到最後去世時，骨盆都裂開了。而30年前，她一位同事的媽媽也因癌痛自殺。李海蓉一度也想過結束生命，來到疼痛科就診前，她曾問過此前的醫生：“有沒有那種藥？請給我來一針，讓我沒有痛苦地離開。”
“如果生命都是天天這樣活著，有什麼意思？”汪剛也有過這種想法。但後來他一想，自己退休金過萬，太多了，得給成家了的女兒留著，能活一天是一天。“我要是一個月三四千塊的退休金，我現在肯定就死了。”
退休前，汪剛是天津某機關單位的正處級幹部，負責偵查工作，立功數次。他幾十年如一日在前線，精神狀態常常高度緊張。2011年，好不容易快熬到退休，眼瞅著能享受輕松生活了，他卻在單位體檢時查出腎上有腫瘤。當年9月，他做了左腎腫瘤切除手術。2015年復發，發現腫瘤骨轉移，由此開啟夢魘般的疼痛之旅。
為了緩解緊張工作，汪剛的業餘生活十分豐富，能玩攝影，還能拉手風琴，在工作和生活中人緣不錯。原本，他打算退休後走遍全國各地，拍風光大片，再給朋友們拍寫真。但這已是他第二次來疼痛科了，癌症帶來的疼痛打碎了他所有退休生活的規劃。疼痛治療外，他靠服用靶向藥控制腫瘤。“我有點後悔那次去體檢了。”汪剛說，如果不是查出癌症，他還能無所顧慮地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他還是過了兩年好日子的。”王昆說，2016年那次住院後，汪剛的骨轉移導致的神經病理性疼痛是被控制了的。控制好癌痛是改善生活質量的重要步驟，能促進抗腫瘤治療。無論是在綜合醫院還是腫瘤專科醫院，鎮痛治療門檻不高、手段趨於成熟，治療有效率可達70%～90%。但問題在於，目前很多人無此意識。“等送到我這兒，已不可收拾了，這是最常見的。”王昆說。
“你老問我疼不疼干嗎？”
每周四上午是王昆的門診時間，一上午時間，他要看接近30個病人。10月11日的這次門診，他反復對不同的病人說：“這是觀念的問題。”“觀念一定要糾正。”這也成了後來他受訪時重復最多的話。
一個胰腺癌的病人攜著家屬而來。病人疼痛嚴重，進食困難。王昆仔細問後，建議及早住院治療。家屬一聽不樂意了：“疼是小事兒，瘤子才是大事兒。”——後來，王昆對著之後的病人說：“像胰腺癌那個家屬就是典型觀念錯誤。”
圖 | 攝圖網
作為“眾病之王”，癌症已經成為中國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腫瘤侵蝕人的軀體，也讓病人和家屬心理恐慌。一旦得癌，會力求治癒，以至忽略疼痛給患者帶來的身心折磨。有研究顯示，約70%的癌痛患者並未接受規范化除痛治療，在默默忍痛。
“你老問我疼不疼干嗎？趕緊給我治病啊！”作為疼痛科護士，王雲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詢問、評估病人的疼痛情況。查房時，經常有病人這樣反問她。她管理的病房內，30張病床約有一半都是癌痛病人。多年以來，這裡都十分安靜，很多病人疼得滿頭大汗、蜷縮一團，卻一聲不吭，只是讓加緊治療。王雲有時會感慨：“中國人咋就那麼能忍疼呢？”
“很多患者和家屬想的總是治腫瘤，而不重視疼痛。”陸軍總醫院腫瘤科副主任醫師劉慧龍說，癌痛也分為很多種，從廣義上講是“癌症相關疼痛”（Cancer Related Pain）。因腫瘤擴散直接導致的疼痛是其最主流，此外抗腫瘤治療而導致的疼痛也在其內，如化療、放療等引起的疼痛。而無論是哪種疼痛，都是越早治療越好。
“疼痛是疾病的第一信號，是腫瘤患者走下坡路的重要啟動因子。如果飯吃不好，覺也睡不好，病人能對抗腫瘤治療有信心嗎？”王昆說，疼痛症狀出現後，如果拖延1～2個月才鎮痛，效果會很差。這是因為，癌痛對身體發生多次刺激後，體內神經會發生適應性變化，導致痛域下降，外周和中樞神經敏化，小疼隨之變成大疼，“比如從機制上看是5級疼，但病人的感受可能就是8級”。
很多“一碰就疼”的病人就是這種“敏化”。汪剛第二次入院前，堅持不讓妻子碰自己，翻身、起床都自己來，“只有一碰，就射到全身疼，跟開關似的”。李海蓉右手活動困難，無法舉起，每天也堅持自己更衣，靠著左手一點一點在袖子裡蠕動著攢進去。
“我之前想的是，人歲數大了，誰身體還沒點骨頭痛。”李海蓉此前也沒有主動治療意識，以為疼痛是為這輩子之前的勞累還債。她當過知青下過鄉，後從天津支援“三線建設”到四川工作整整20年，曾泡在冰水裡勞動過多個冬天。後來骨痛難治，才聽骨科醫院大夫建議來找王昆。
與李海蓉一樣，疼痛需要治療。耽誤鎮痛治療，甚至會影響到神經和正常功能，不乏嚴重者至截癱。汪剛差一點就截癱了，如果妻子強烈要求，他可能都不會去疼痛科的門診。而汪剛的對床，56歲的林源就沒那麼幸運了。他是肺癌晚期患者，3年前被診斷出來後，他當護士的女兒就在一直自己就職的醫院為其病情奔走，嘗試多種治療方案，下身最後依然癱瘓。
多數病人來到疼痛科就診時，已錯過了最佳鎮痛時機（者也 攝）
“腫瘤的根治，是醫生的最高追求，但也是最困難的。如果癌症能夠很容易治癒，大家的感受也不會那麼強烈了。”劉慧龍說，如果能將腫瘤控制、並減少病症，使癌症成為一種慢性病，社會也逐漸不會“談癌色變”了。“比如糖尿病就是治不好的，但如果將血糖控制在一定范圍，那病人該活80歲，還是會活80歲。”而多數情況下，以藥物治療為主的鎮痛治療，與正常抗腫瘤治療並不沖突。
“帶瘤生存”已成為醫學界的共識。“腫瘤目前還不應是有和無的問題，而是發展與否的問題。”王昆很喜歡舉的一個例子，就是肺癌生存10年的李海蓉。記者剛剛敲開走進他的門診室，他就指著來看病的李海蓉說：“你先跟李奶奶聊聊，她是非常典型的患者。”
2001年，李海蓉老伴患肝癌去世。那一年她59歲，為此傷心抑鬱許久，7年後自己也被查出癌症。年輕時，她“家庭成分”不好，沒上大學，去了天津某國有廠幹了一輩子，家庭條件有限。當年支援“三線建設”，也讓她“欠下一輩子還不上的感情債”。當時家中1歲多大兒子被留在家裡，至今與她關系不好。癌症復發後，她除常規用藥外，再無其他治療。
“我這歲數，就別浪費國家資源了。”說這話時，李海蓉臉上雖帶著笑，但也能感受到背後的心酸。腫瘤治療需要人陪，但家裡很少有人陪她。兒子們都是普通工人，醫保也能覆蓋大部分藥費，李海蓉不想再添負擔。手術前一天，她才讓兒子來的醫院。
孤獨地自食其力，這對這位老人來說是一種常態。2008年她突感胸腔不適時，是在公交車上——為了排解孤獨，她每天會乘坐公交車，從家裡做到終點站，再從終點站坐回來。兩年前，自認“倒黴了一輩子的”的她還被查出腦梗。她自嘲這說，當時第一反應是：“還不錯，腦梗比腦瘤好。”采訪後，她對記者說：“能跟你說這些，我真高興。”
基於李海蓉的例子，王昆認為，“帶瘤生存”並不可怕，會是一種基本趨勢和原則。這麼多年總結下來，他認為，凡是存活時間長的患者，一定是對病情了解、對症就診的患者，“心態尤其重要”。而往往最能影響病人心態的，就是疼痛是否持續存在。
為藥正名
疼痛需要被緩解，甚至治癒，而當前，針對疼痛最主要的治療手段仍然是口服藥物。
在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開始推動癌痛“三階梯”止痛治療，以1986年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的用藥“三階梯”為指導原則。“三階梯”，即根據癌痛的輕、中、重度等級，選擇相應強度和療效的止疼藥。當疼痛達到中度及以上時，就可根據病情使用阿片類藥物。2011年，原衛生部也印發《癌症疼痛診療規范》，推廣癌痛規范病房項目。
阿片類藥物，是指從阿片（罌粟）中提取的生物鹼及體內外的衍生物，與中樞特異性受體相互作用，能緩解疼痛，產生愉悅感。它的一種重要成分是為人熟知的嗎啡，另一個更廣外人知的名字是鴉片。
“阿片就是鴉片，兩者屬同一詞源（Opioid），只是翻譯不同。”劉慧龍說，之所以翻譯不同，也是考慮到鴉片戰爭對中國人心靈的沖擊和影響。那兩場發生在兩個世紀之前的戰爭，至今仍讓此類藥物在醫藥界的推動困難重重。2015年，因為對患者使用嗎啡，陸軍總醫院腫瘤科醫生張建偉甚至被家屬告上法庭，案件審理兩年，引發中國醫學界關注，最後醫生勝訴。
基於對成癮和副作用的恐懼，很多病人都表現出對阿片類止痛藥的抗拒。李萍萍曾遇見無數個病人，門診的時候看著能治，就開了止痛藥，結果病人還一直疼。她後來打電話直接到病人家裡，問：“開的藥吃了嗎？”病人答：“上網搜了下，怕成癮，不敢吃。”
“是藥三分毒啊，我這藥，盡量少吃。”李海蓉就是這樣的病人。王昆給她開的嗎啡，要求一天三片，她只吃一片，最多兩片。如果肩部還疼，她要麼撞牆，要麼忍著。她當時看了藥物說明書後問王昆：“能不吃嗎？”王昆說：“不吃不行，少吃可以。”
王昆十分無奈。他說，經過多年宣傳，很多病人已不抗拒阿片類藥物了，但關鍵是增量上不去，“只要一上增量，他們就怕成癮”。多年臨床經驗告訴他，阿片類藥物的確可能有頭暈、惡心、便秘等副作用，但規范化應用下，醫源性成癮可能性很小。劉慧龍表示認同，“使用嗎啡止疼成癮概率在萬分之五以下，比出車禍的概率還低”。
王昆解釋說，容易成癮的是高脂溶性藥物，依賴快速起效的給藥模式。“比如一下子吸進去，血藥濃度急速上升。”王昆說，從目前的情況看，阿片類藥物還是最中性的藥物，經過口服或透皮貼劑按時給藥，可避免出現過高的峰值血藥濃度，並且使血液中的活性藥物濃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動態平衡，能在止痛的同時，降低成癮風險。
但對阿片類藥物的認知誤區，並非僅來自病人，也有基層醫生。劉慧龍知道的很多基層醫院，乾脆不進這類藥物，病人有需要就讓到別的醫院看。“甚至還有很多大醫院的非腫瘤科醫生，一想到鎮痛就注射杜冷丁，實際上它的效力只有嗎啡的1/3，還具有很明確的神經毒性。”
嗎啡的另外一個常用場景是戰爭中（圖 | 視覺中國）
在癌痛鎮痛相關的醫生圈，有種“嗎啡無極量”的說法，即針對病人的癌痛症狀，可不限劑量使用嗎啡——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嗎啡的安全性。以鹽酸嗎啡注射液為例，說明書中，皮下注射成人劑量是一次20mg，一日60mg，劉慧龍有時遇見頑固性疼痛難以緩解的病人時，一天能用到200～400mg。口服藥亦然。
曾有一個膀胱癌晚期的病人，疼痛難忍，卻鎮痛不足。送到病房時，家屬告訴他，病人在家裡已出現兩次實質性試圖跳樓舉動，家屬死死抱住才把他從窗口拽回來。家屬已知治療無望，送到醫院只為姑息鎮痛。
劉慧龍給病人服用嗎啡，並逐漸加量。嗎啡口服藥一天劑量60mg，病人此前在其他醫院只吃30mg，劉慧龍一直加到一天400mg，才控制疼痛。但之後，病人出現嗜睡，多個小時過去還沒醒來。家屬的焦慮詢問下，醫生們也商量著是否給病人用解救藥納洛酮解救、催醒。劉慧龍最後忍住沒用，“嗜睡總比不睡好，能讓病人得到休息，而且納洛酮副作用更大，病人會很快清醒，接著爆發劇痛，這個對病人打擊更大”。最後病人醒來，疼痛緩解，吃下飯也能睡著覺了。
對如何用藥，還有其他哲學。王昆認為，可據時間提前給藥，讓疼痛變得可以預防。“因為如果晚上被疼醒，對病人來說會是非常大的打擊和消極信號。”
“藥物起效的治療窗口有時間差，有些是30分鐘，有些是60分鐘，所以即使吃了藥，有些病人並不覺得好。如果按作用時間給，濃度永遠維持在最低限度上，就不會感覺疼。這是早期鎮痛最有價值的思路。”王昆說，好的使用鎮痛藥物的方法是按規定的藥物間隔時間定時給藥，而不是疼痛出現後再服藥。
汪剛就是“按時給藥”的遵從者。王昆給他開的嗎啡口服藥，他有時不管疼不疼，晚上睡前都會來兩粒。要出門辦事或復診，他即使不疼也提前吃兩粒。到了疼痛作用時間，他就不會感覺疼。他說，自己在試著成為藥的主人，讓藥為他服務。
但藥物並非萬能，王昆和李萍萍認為，這是“三階梯”的一個局限。國家相關部門對嗎啡的管控一直趨於嚴格，近些年才將一次處方量從過去的7天開到14天，病人可將藥物帶回家裡服用，不用天天跑醫院。但並非所有癌痛都能靠藥物緩解，當藥物不靈時，就需介入治療，採用更專業的包括神經損毀性手術、射頻消融術、粒子植入等干預性治療措施。
“過度強調藥物鎮痛，沒有強調多學科，也是一個誤導。”王昆說，“比如很多病人都骨轉移了，如果天天喂他止疼藥，病人覺得不疼了，但是萬一哪天突然截癱怎麼辦？止痛藥有時會掩蓋病情，骨轉移應想到微創介入治療，而不僅是放療和吃藥。”
根據王昆回憶，汪剛才進醫院時，“滿腦子的想法”，以為只靠著吃藥就能緩解疼痛。但他的病灶已骨轉移，傷及神經，王昆給他打了骨水泥，進行粒子植入手術，他的症狀才慢慢緩解，也避免了截癱的命運。
“我還有好多事兒沒干呢，這不著急嘛。”汪剛說，他還想著跟親友一起出門遊玩拍照，再給自己辦一個攝影展，將作品集結成冊出版。只要不疼，他有時就不覺得自己是個癌症患者，“就是左腎沒了，但別人看不出來”。
姑息鎮痛
與前一次疼痛相比，汪剛的第二次入院，痛點少而集中，但疼痛時間長。王昆給汪剛安裝了鎮痛泵。每次一疼痛，汪剛只要一按鎮痛泵，就能緩解。
鎮痛泵是一種液體輸注裝置，能使藥物在血液中保持有效的鎮痛濃度，病人可自行按壓以改善突然出現的疼痛，符合疼痛患者疼痛存在的個體化差異，用更恰當的藥物達到更好的鎮痛治療。
劉慧龍說，如果藥物不靈，需要鎮痛泵甚至介入治療時，他們會建議病人去疼痛科進行更強力的鎮痛，“畢竟我們是所綜合醫院”。不過目前，腫瘤專科醫院中，專門的疼痛科還並不多見。包括復旦大學、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在內的全國五大腫瘤專科醫院中，只有天津市腫瘤醫院專設了疼痛科，擁有獨立病房。
1994年起，王昆從麻醉科醫生轉行做疼痛治療，很快遇到瓶頸：有些病人服藥後食慾下降，甚至便秘，亟待解決；鎮痛之餘繼續抗腫瘤治療的可能性，也需要評估。而這些，都遠超出他的知識背景，需要多學科合作。“做癌痛鎮痛的醫生，最好什麼腫瘤知識都要懂點。”王昆說。
如今，他還兼任醫院營養科的主任。采訪當日門診結束後，他就風塵僕僕地奔赴北京開會，那是一個關於腫瘤病人膳食製作技術的比賽。王昆說，他要去看看對方如何為腫瘤病人調解膳食。一個麻醉學背景的醫生為何還研讀營養學？王昆說，這是因為他見過無數癌痛患者，被送來時骨瘦如柴，得先調養身體。
這些都與未及時鎮痛有關。王昆的同事說，他業餘生活豐富、愛好很多，是個很會享受生活的人。而王昆卻說，癌痛醫生“每天都是負能量，心理如果不強大，早就抑鬱了”。問及印象最深刻的病人，他說很多，但最難忘記的還是一個腫瘤切除手術後切口疼痛難忍的病人，在最疼時直接了結了生命。“這個病人也促成了我們一次技術上的進步。”王昆說。2010年，他還專門向醫院申請編制名額，招聘了一個心理學博士做科室專屬心理醫生，至今已有8年。
由於收納了很多晚期癌症患者，目前的疼痛科收入偏低，也面臨人才培養和引進的難題。因為在病人臨終階段，王昆的很多鎮痛技術都用不上了，只有簡單吃藥鎮痛，讓病人走得不那麼痛苦，“很多時候這是病人臨終前能做的唯一治療”。
圖 | 攝圖網
汪剛對床的林源，罹患肺癌晚期，下身截癱，剛來時連躺下都困難。他的家屬一直敢沒告訴他真實病情，在記者采訪病情時眨眼使了個眼色。後來家屬私下說，他的病情不容樂觀。
56歲的林源來自當地農村，一生辛勞，打過零工，干過保安。家人只盼他能堅持到三月後——他做護士的女兒預計於那時分娩，他將成為一個爺爺。因為這，也為不讓他擔憂治療費用，家人選擇了隱瞞病情。
間歇性的聊天間，林源一直平躺，身旁擺著一個鎮痛泵。他說按一下這個，就不會那麼疼了。他還期待著能把下身癱瘓治好，做一個相對健康的爺爺。王昆說，他的下身已很難治癒，但疼痛可控，“當時送過來太晚了”。
按照王昆的估計，林源的壽命有2～3月至2～3年不等。如果不出意外，他能親手抱一抱自己的孫輩。林源也十分期盼著他成為爺爺的那一天。講到這裡，他瘦得發黃、骨骼分明的臉上滑落了幾滴淚水。
在醫生們看來，鎮痛治療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人文關懷和社會問題。
天津市腫瘤醫院疼痛科的心理醫生管冰清說，與其他病人相比，癌痛病人所受的身體折磨和功能障礙都更大，“有很嚴重心理問題的可能性更大”。
例如“因果論”，患者們會想“為什麼是我遭這個罪”；“無價值論”，即愈發覺得自己沒用，成為家人的累贅；還有“思後論”，有的很恐懼死亡，有的會不停地思考死亡和後事等等。
除運用專業知識定期干預外，管冰清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就是評估病人的自殺風險。每日，她都會找病人聊天。她發現，如果疼痛問題能解決，生活質量有保障，很多病人是不會恐懼死亡的，覺得多活多賺，甚至會坦然安排後事。
劉慧龍至今對一個病人印象深刻。十幾年前，當他剛研究生畢業來到陸軍總醫院不久，遇到過一個胰腺癌晚期的老人。老人住院就是為了緩解疼痛，此前在北京某大醫院診治近三月，始終未能控制住疼痛。女兒說，兩三個月來，“媽媽就沒睡過安穩覺”。
劉慧龍一看，此前醫生並未按照“三階梯”用藥，而使用了最輕量的止痛藥。於是，他給了老人開了一片10mg的硫酸嗎啡緩釋片。老人吃完後，直接從下午5～6點睡到翌日11點。她醒來後對劉慧龍說：“我這輩子就從來沒睡過這麼香的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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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之後，老人疼痛控制了，也能吃飯睡覺了。解決了最大難題，她對劉慧龍表現出了巨大信任，也不再恐懼死亡。用女兒的話說，就是“連後事咋准備，都想要咨詢劉醫生”，劉慧龍一度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四個月後，老人安詳離世。女兒為此專門拜訪劉慧龍表示感謝，兩人聊了兩個多小時。女兒說，一家人後面都知道這病不可能治好，但接受不了老人天天的聲嘶力竭和痛苦。
“姑息鎮痛，解放的不僅是病人，也是家屬。”王昆說，家屬如果看見病人痛苦離世時，可能會留下一輩子心理陰影。“為什麼有種說法叫‘夫妻得癌’？或許就是丈夫患癌時妻子的身體勞累和心理痛苦導致的。”
李海蓉至今就覺得，她的癌症就是丈夫得癌時落下的病根。不過，如今她已看開了，不再有自殺念頭。她覺得這對兒子們不負責，會讓他們背負很大的心理壓力——30年前那位同事的母親自殺後，同事多年來都一直歉疚、未想明白，30年後還時常問她：“你覺得我媽媽為什麼會自殺？”
汪剛也在為家人著想。他說自己一直有心理顧慮，時常找管冰清聊天。從正處級幹部到臥床病人的巨大落差，讓他覺得自己成了個累贅。他思考過死亡，打算去世後捐獻出器官，“留給國家和更需要的人”。為了盡可能不耽誤女兒工作，疼得再厲害，他也不在女兒一家面前表現出來。
采訪這天，他家人都沒在身邊，他自己花了每天200元的價格雇了一位男護工照顧起居，負責吃喝拉撒睡等等。前一天，女婿剛剛來病房看過他，問他病情如何，是否還疼。汪剛躺在病床上，笑了笑說：“沒事兒，我還挺好。”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43期，文中病人姓名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