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大暴力事件發生的瞬間，多數人會出於本能選擇逃離、僵住或躲避危險，但仍有少數人反其道而行，迎向威脅、試圖制止暴徒、保護他人。事後，多名心理學、行為科學與神經科學專家分析指出，這類被稱為「英雄行為」的反應在人群中其實相當罕見，比例約僅占10%，遠非多數人的自然選擇。
翻攝自Associated Press
根據《CNN》報導，媒體以日前發生在澳洲雪梨邦代海灘 (Bondi Beach) 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為例，該起事件發生於公共節慶活動期間，造成至少15人死亡、數十人受傷。混亂過程中，數名未具任何執法人員身分的平民嘗試阻止槍手行動，有人徒手搏鬥、有人投擲物品干擾，最終導致2人喪命、1人重傷。
翻攝自X
這些挺身而出的平民也被大量讚揚為「英雄」！然而，專家提醒，這樣的影像曝光容易讓社會產生錯覺，以為在極端危險情境中出手相助是常態，事實卻恰恰相反。
報導雖未點名其他具體案例，但讓人聯想到台北市12月19日發生的隨機殺人事件！一名57歲的余姓男子在捷運站內目睹攻擊發生，在非職責所需、也非專業人員的情況下，選擇挺身而出阻擋攻擊者，試圖阻止進一步傷害，最終不幸喪命。
翻攝自網路
無論是邦代海灘或台北捷運事件，這些遇害者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不是警察、軍人或保全人員，卻在關鍵時刻做出高風險的選擇，付出生命代價。
心理學與行為科學研究分析，英雄行為並不符合多數人的本能反應，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政治學者、《解構英雄主義》 (Untangling Heroism) 的作者阿里・科恩 (Ari Kohen) 指出，社群媒體大量流傳的英勇畫面，容易放大少數案例，誤以為挺身而出是普遍反應，但在現實中，多數人面對突發暴力事件時，會受到強烈的自我保護本能影響，選擇僵住或迅速逃離，停留在旁觀角色。
Kitty Genovese，翻攝自美聯社
該現象正是社會心理學中著名的「旁觀者效應」，現場人數越多，個體感受到的責任感反而越低，導致行動延遲或完全不行動，概念源自1964年美國凱蒂・吉諾維斯 (Kitty Genovese) 遇害案，雖然後續研究澄清當年部分細節被過度簡化，但「群體會降低即時反應速度」的現象，仍在大量研究中獲得驗證。
科恩提醒，英雄主義並不等同於魯莽行動，對多數人而言，遵循避難指引、迅速撤離、協助通報、在安全距離下引導他人，往往才是最能降低整體傷亡的選擇；此外，實際技能的準備同樣重要，學習心肺復甦術 (CPR) 、AED使用、止血訓練或基本危機應對知識，能讓人在面對突發狀況時，更容易判斷「自己是否真的幫得上忙」。
翻攝自警政署
不過，科恩話鋒一轉，英雄主義並非遙不可及，看到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故事，本身就能鼓勵更多人思考「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做」，研究顯示，榜樣、文學作品、電影，甚至虛構英雄角色，都能提升人們的道德想像力與行動意願，希望邦迪海灘事件留下的最大啟示是「英雄不是天生的傳奇人物，而是平凡人，在關鍵時刻選擇了行動，這些人其實和我們沒有不同，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那樣的人。」
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史蒂文・夸茲 (Steven Quartz) 從神經科學角度分析，人類在面對「致命混亂」時，大腦通常會啟動「戰、逃、僵住」的生存機制，要打破這種自我保護模式，轉而採取主動行動，大腦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同時滿足三個關鍵心理條件：
1.清楚意識到他人正身陷立即且真實的危險，並對受害者產生強烈同理心與認同感。
2.直覺判斷自己的介入「可能產生實際幫助」，而非完全徒勞或毫無意義。
3.能在恐懼完全主導行為前迅速下定決心，讓行動快於恐懼反應。
只要其中任一條件未能成立，大腦往往就會回到逃離或僵住的保護模式。
翻攝自BBC
夸茲指出，英雄行為並非只存在於「天生勇敢」的人身上！研究顯示，約有10%的人同理反應較強，更容易在危急時刻出手，但這並不意味其餘90%的人完全不可能成為英雄，同理心會受到文化背景、生命經驗與價值認同影響，人們往往更容易為「與自己相似」或能產生情感連結的對象挺身而出。
翻攝自網路，下同
夸茲提到，邦代海灘事件中的挺身者，來自不同族群與宗教背景，包括：移民、不同信仰者，彼此並無直接關聯，卻在同一公共空間中產生高度認同感，這類開放、安全、跨文化的公共場域，反而更容易激發人們對彼此的責任感。
再來，夸茲直言，研究顯示，「憤怒」同樣可能成為英雄行為的觸發點，當人們目睹嚴重違背自身價值觀的暴力行為時，憤怒可能短暫壓過恐懼，促使人採取行動。
張文到北車丟擲汽油彈前，故意燒毀租屋處
夸茲強調，分析英雄行為背後的心理機制，並非鼓勵一般民眾在重大暴力事件中冒險行動，突遇攻擊時，未受專業訓練的旁觀者不應高估自身能力，也應避免追逐嫌犯、近距離圍觀拍攝、情緒性尖叫或直播，這些行為不僅無助於救援，還可能進一步擴大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