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史東旭

編輯/盧伊

接近下午兩點,身在上海的陳昶醫生完成了一場與「死神」搶時間的肺移植手術。直到完成手術,他才匆忙趕回辦公室,用十分鐘吃完午飯,便又開始了下一項工作。

作為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肺科醫院胸外科主任醫師、黨委書記,陳昶見過太多肺部病變帶來的負擔與創傷。

剛剛結束肺移植的患者在手術前病情已開始惡化,肺部纖維化,無法自主呼吸,生存下去的唯一辦法就是進行肺移植,如果等不到肺源,結果可想而知。

「給病人提供生的機會。」在陳昶看來,近幾年,隨著器官捐獻觀念的不斷轉變,器官捐獻者開始大幅增多,對於等待受捐的患者而言,不亞於一次重生的機會。然而,因為器官移植具有時間的不確定性,每一次從器官捐獻、運送再到移植,都是參與其中的很多醫生、器官捐獻協調員等人員去挽救和延續一個生命的接力賽,而接力賽的最後一棒,交給的就是像陳昶這樣來自上海市肺科醫院的醫生們。

在各項大器官移植手術中,肺移植手術是公認難度與風險「雙高」的手術,也是對醫生和醫院的巨大挑戰。

從2003年1月成功實施亞洲首例老年人同種異體肺移植手術,到2009年成功實施中國首例活體肺移植手術,作為國內最早開始肺移植基礎研究和臨床探索的醫院之一,截至今年5月中旬,上海市肺科醫院共完成了300例肺移植手術,位居上海第一,圍手術期存活率達90%,超過一半患者長期生存,移植成功率達發達國家水平。在丁嘉安、姜格寧、陳昶等幾代學科帶頭人的不懈努力下,上海市肺科醫院胸外科亦成為世界上手術量最大的胸外科中心,微創手術量居國際首位。

現如今,肺移植手術已「接近」常規手術一樣在醫院裡進行著,然而放在陳昶剛入行的26年前,這樣的手術在肺科醫院,乃至整個國內醫學界來說,都是不可想像的。

但時至今天,適逢上海市肺科醫院建院90周年,回望過去,醫院在臨床診治、新藥研發和手術器械創新、師資力量培訓等方面,都獲得了新的突破與引領,實現了「狂飆式」的發展。

從醫半生,陳昶在這家醫院見證並親歷了這些變化,也實現了一名醫生的自我成長。在他看來,一名好醫生不僅要胸中有術,「我們就要做人家做不了的事,要把人家能做的事做得更好」,也要兼具內心的情懷與柔軟。

創新底色

坐在百年古樹下的六角亭里納涼、聽鳥鳴聲,或遠觀用太湖石砌成的假山,或者站在具有法國古典主義風格的小白樓的柱廊間,身處中式園林與西式建築的完美合璧中,如不是看到有身穿病號服的患者在親人陪同下散步,或拿著CT片子的患者在就診前尋一處可以舒緩情緒的休憩之處,很難想像這竟是一家醫院的「後花園」。

這處坐落在上海市肺科醫院主院區裡的私家園林名為「葉家花園」,距今已有百餘年歷史。

上世紀30年代,結核病還很難醫治,上海也缺少一所專門的結核病醫院,浙江巨富葉澄衷之子葉子衡便將其建造僅15年的私人花園捐獻出來作為院址。

1933年6月15日,澄衷醫院(澄衷療養院)正式建立,為國立上海醫學院第二實習醫院,專門收治肺科病人,並隨後成為中國防癆協會的發源地。

直到1997年陳昶研究生畢業後進入胸外科工作時,這裡已更名為上海市肺科醫院,診治範圍還以結核病診療為主。此時,中國的結核病防治已日趨成熟,大多數患者都能被治癒,但肺科醫院並未因此而衰落,而是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將診療範圍擴大並覆蓋到整個呼吸系統疾病,有預見性地拓展和建設學科。

「專業的事兒我們都能做。」陳昶把那個時期醫學的發展方向定義為轉型期。他記得,2000年左右時,醫院就形成了每年開一次有關醫院未來發展的討論大會,也正是在大會上,他第一次聽到了醫院要轉型的想法,「光吃雜糧是吃不飽的,這就要求我們去做更多的事。」

那時,28歲的陳昶還是一名畢業三年的低年資醫生。他的父親就是一名外科醫生,母親也從過醫,或出於家庭的影響,讀書時,陳昶就更喜歡外科,因此在研究生階段,選擇了普通外科,接著進入上海市肺科醫院胸外科,開啟了臨床醫生的職業生涯,並成為醫院創新轉型的見證人和參與者。

正如「精醫重道 務實創新」的院訓精神,創新是這家醫院的底色。如果用一場比賽去形容醫院的發展,那麼上海市肺科醫院從轉型起,不僅跑對了賽道,而且還是加速度進入了正軌。

隨著肺癌發病率與死亡率的持續上升,肺癌無論是在國內外都成為一個非常大的病種。上海市肺科醫院的轉型重心,也慢慢開始向肺癌疾病診療為主。

幾乎同一時期,陳昶在2002年獲得前往美國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學習的機會。在美國,他的老師是人類肺移植手術的先驅庫珀(Joel D. Cooper),後者曾在1983年成功為一例肺纖維化病人進行了單肺移植手術,病人在術後生存了6年多的時間,而這也標誌著現代肺移植手術的開端。

出國學習的一年時間裡,陳昶的學習目標也非常明確,就是學習先進的胸外科與肺移植技術,在當時,這樣的手術在國內並不常見。陳昶觀摩過嬰兒的肺移植手術,也運送過捐獻者的供肺,這些經歷對他日後的醫學生涯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外科醫生都有一個武俠情結」

陳昶回國後的2003年,既是對他和上海市肺科醫院的關鍵一年,對於整個中國醫學界,也極具突破意義。

當年1月,陳昶與前輩丁嘉安、姜格寧兩位教授一起,成功為一位因重症慢阻肺出現呼吸衰竭的63歲老人移植了左肺,創下亞洲老年人同種異體肺移植手術零的突破。

這樣的突破早已「預謀」已久。

實際上,上海市肺科醫院是開展肺移植基礎研究與臨床探索最早的策源地。從上世紀70年代起,丁嘉安就帶領團隊進行狗的肺再植、肺移植等動物實驗,進行肺移植手術的狗術後存活時間長達723天,轟動一時。此後,醫院逐漸組建起一支集老、中、青三代的肺移植專家組,陳昶也在其中。

2009年2月,上海市肺科醫院又成功實施了中國首例活體肺葉移植手術。患者是一名河南鄭州的11歲男孩,因為囊性纖維化造成肺部粘液分泌過多且無法滲出,反覆感染後雙肺均不能用了,活下去的唯一辦法就是肺移植。由於時間緊急,根本無法等到合適的肺源,男孩父母的左肺葉和右肺葉分別被植入了男孩的體內。

那時,中國肺移植成功病例總計只有100多例,全球活體肺葉移植手術也僅約250例。用成年人的肺葉供一名兒童使用,這樣的活體移植手術理論上安全可行,但在具體技術、術後管理等方面,仍面臨不小挑戰。

以現在的技術審視那場手術,陳昶認為仍有缺憾。但每一例肺移植手術,都有不同的環節、場景以及存在挑戰和解決方案,對於規律的認識,是靠肺移植手術從「量」到「質」的不斷積累得出來的經驗。

「外科醫生都有一個武俠情結。」陳昶說,如果把醫療技術比做武功,「我們就要做人家做不了的事,要把人家能做的事做得更好。」更重要的一點是,「會與不會」最終應該體現在患者身上。比如一個患者因為患肺癌來就診,經過治療後,腫瘤可以得到完全控制,甚至通過手術能夠治癒,這僅是能夠證明醫生會不會看。

此外,「病人作為一個人,他也要有尊嚴。」陳昶說,不僅讓病人的生存期達到最長,也要讓病人的生活質量達到最高。

要實現這樣的目標並不容易,這不僅要求醫生「手上」的功夫要過硬,還要有更高的管理程度,也就是規範化的專業認識和精細化的專業分工。

「一個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什麼都會,很難找到這樣一個完美的人。」陳昶說,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中,就要求有一批人的湧現。比如晚期肺癌的轉化治療,就需要一個團隊的力量才能夠完成,要有人評估病人能否做轉化治療,才能決定開不開刀,開刀位置在哪裡。另外,病人經過化療、免疫治療之後,體質會下降,在這種情況下還要經受大手術的創傷,如何安全經過手術,下得了手術台,並安全度過圍手術期,這對外科醫生來講,又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以前,一些醫生更容易把重心放在手術本身上,比如怎麼開好刀,縫好傷口,但陳昶覺得,手術只是醫療的一個環節,尤對於肺移植這樣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每一個步驟都必須緊密銜接且不能出現任何差錯,沒有各學科的參與配合無法實現。想要保證成功率,就要引入與之相配的更多技術、設備和團隊。

陳昶有時會開玩笑地說,作為一名外科醫生,要會「算命」:一個真正高水平的醫生,應該是一個病人來醫院就診後,能夠知道病人能活還是不能活,能活多久,只有這樣,才能夠對病人進行提前治療,讓病人在原來壽命的基礎上,再延續幾年。

以前,由於醫療技術條件所限,終末期的肺移植手術並不會被納入到救治範圍中,而近些年,這樣的手術數量也開始逐漸增加,越來越多身處絕境的患者得以挽救。慢慢地,肺科醫院開始湧現出一大批在各自專業領域內的領軍人物,醫療技術的進步也反哺於結核病的診療,回歸了這家醫院的初心。

「個人的影響力堆積在一起,就變成了集體的影響力。」陳昶坦言。

幾年前,陳昶開始在自己老家浙江台州,以及蘭州、南通等地的醫院進行手術帶教。這樣的技術輸出與支持不難做到,只要講解好手術細節即可,但他不滿足於這樣的「授魚」。其過程中,陳昶除了讓醫生們掌握技術和對疾病的認知以外,還特別注重醫院、科室以及個人的發展路徑的培養,帶教的不僅僅是醫生,還有管理層,只有「授漁」才能孵化出更多好醫生。

與時代同頻

今年是陳昶在上海市肺科醫院的第26年,可以說,他的大半人生都投入在這裡了。

作為肺移植團隊的帶頭人,曾有媒體記錄過陳昶的日常:每天三四台手術,一台手術平均三個小時,一年七八百台手術,早晨七點半進手術室,晚上十、十一點才能結束。很多時候剛下手術,顧不上喝水吃飯,就要趕到病房查看患者情況。這樣的工作節奏,陳昶保持至今。

不變之外,也有一些轉變正在悄然發生。

2005年3月,上海市肺科醫院加入同濟大學成為附屬醫院。對陳昶等醫生而言,這不僅意味著身份和思想上發生轉變,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更系統的科研思路來提升日常工作。

陳昶並不滿足於僅在肺移植領域深耕,從制定國內首個磨玻璃結節早期肺癌診療規範,到主持《早期肺癌外科多節點精準診療策略的建立與推廣應用》項目,再到率先在國際上大規模開展單孔胸腔鏡肺切除術並建立手術規範,並利用人工智慧技術閱片診斷……不斷創新、探索新的突破點,深深印在陳昶的骨子裡。

2021年開始,陳昶有了新身份。身為醫院的黨委書記,他不僅參與和見證了醫院在過去20多年時間裡的「狂飆式」發展,也肩扛更多將其發揚和延續下去的責任。

去年6月,上海市肺科醫院移植團隊連續兩天完成了兩場高難度的肺移植手術。這支由陳昶領銜、平均年齡僅45歲的年輕團隊不斷完成自我加壓和突破,僅2022年上半年,就進行了60餘場肺移植臨床專題學術培訓和研討,並充分復盤了之前所有的移植案例。

目前,上海市肺科醫院的門診量日均超過5000人。業務量與知名度的攀升,也讓肺科醫院開始在國際醫學界嶄露頭角。

在陳昶剛入行的那個年代,醫生能夠去國外學習先進的醫療技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無從談及讓國外的醫生來國內學習。但近些年,隨著上海市肺科醫院的國際知名度越來越高,幾乎每年都有200位左右的外國醫生來到醫院進修,主要學習單孔胸腔鏡的肺切除手術,這樣的技術對歐美國家來講,仍是少見的手術。

除了輸出醫療技術,陳昶希望在更多國外醫生來到醫院進修時,能夠輸出更多的治療策略,成為規則的制定者,並在藥物與器械的創新上面,成為輸出者。目前,醫院自主研發的醫療器械已經實現了這一小目標。

常有人這樣問陳昶,外國醫生進修能夠為醫院自身帶來或留下什麼?陳昶覺得,我們在輸出的過程中,實際上更多的吸取。一方面是醫院自己的醫生具備了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對於自身的業務的提高也起到很大作用,比如醫生必須用英文查房,對外國醫生進行帶教和培訓。在這樣的交流過程中,更多的外國醫生了解了這裡的醫生,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國際知名度,延伸出更多的國際交流和學習的機會。

在陳昶看來,這些轉變也是醫院的發展,與國家乃至整個時代的進步相同頻的。

未來,上海市肺科醫院還將向國際一流肺部疾病臨床診療中心、國際一流肺癌新藥和手術器械創新研發中心、國際一流肺部疾病臨床培訓教育中心「三個一流」邁進。陳昶認為,所謂國際一流,就是「(國際)以我們的行為作為標準」。

做一個內心柔軟的醫生

截至今年5月,上海市肺科醫院已經完成了300例肺移植手術。從0到1的突破必然艱難,但從1到300,更是醫院1800多名醫護人員在歲月里堅守的結果。

近些年,隨著國家器官捐獻體系的日益完善,以及器官捐獻組織(OPO)的成立,過去由於信息不通暢致很多人等不到合適器官所帶來的遺憾,正在慢慢減少。

多數情況下,只要收到肺器官捐獻的消息,在基本資料符合移植條件後,上海市肺科醫院都會派專門的隊伍前往當地,除了兩名醫生、一名護士以外,還會有器官捐獻協調員隨同。經現場評估和肺切除後,還會再分別進行兩次專家討論,符合條件後,就會帶回上海。由於時間緊急,負責的轉運器官的醫護只能連軸轉,直到把器官安全送達,有時還會採用直升機運輸的方式,為患者爭取更多時間和機會。

每一次有器官被送到上海市肺科醫院,陳昶都會等在直升機的降落點附近。望向天空,直升機伴隨著巨大的噪音緩緩降落,陳昶總能感覺到,那是一股重重的責任壓在肩膀上。

幾年前一場業內前輩來醫院的培訓講座上,陳昶突然有所感悟和啟發,自己心底的這一部分情結,可以被理解為一位醫生內心的柔軟。一位好的醫生,要能真正理解患者的所需要的是什麼,有時這樣的關係更像是親密的戰友。

幾年前,醫院裡來了一位年輕、病情很重的女患者需要進行肺移植手術,陳昶現在回想起來,仍記憶很深。

肺移植手術雖然順利,但當時由於並未考慮到心臟的因素,女孩出現了併發症。這是醫院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要不要用體外生命支持系統ECMO,成了爭議焦點。

事出緊急,陳昶就帶領團隊在女孩的病床前展開討論,查閱國外文獻等資料,最終得出結論是必須用ECMO。經過兩周多的過渡,女孩的心臟終於恢復到了正常狀態。

女孩出院時,當時參與救治的醫護都去送別,陳昶也在。他覺得,要送女孩一件特別的禮物作為紀念,順手就摘下白大褂上的工牌送給了她。現如今,女孩已恢復了正常生活。

這樣的故事,幾乎每天都在陳昶身邊上演。每一次都像是「死神來了」,而每一次經過團隊所有人的努力,都能順利度過。每一次的成功,不只是一個人的快樂,而是一群人的快樂。

在作家六六的小說《心術》裡,陳昶似乎讀出了醫生們該有的影子:一位醫生,要有一顆仁心,然後才去訓練他的仁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