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科學大師們的共同品質是什麼？

2023-01-20

大師們的成長過程各不相同，難以相比，但是確確實實他們都有一些共同點。

撰文 | 顧凡及（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我在2004年退休之後，為寫科普讀了不少腦科學大師的傳記和回憶錄。對照大師們的成功，反思自己一生在科研上碌碌無為，不由想探究一下他們的成才之路。雖然這對我本人來講為時已晚，但若能把我的感悟講給年輕一代聽——雖然我的感悟未必都對——至少能引起他們的思考，讓他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在實踐中找到合適的成才之路，這或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3i品質

一開始，我想找到這些大師的成才之路和治學之道的共同點，以供後學效法。經過仔細查閱在腦科學歷史關鍵節點上做出重大貢獻的29位大師的事跡，我發現他們在治學之道上的「志、學、思、問」四個方面確實有共同點，這可以用我的母校復旦的校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加以概括。當然，這一古訓需要與時俱進地重加詮釋，詳情可見我曾在「返樸」發表的文章《腦科學大師們的10個治學之道丨展卷》。[1]

但是，這些大師的成才之路卻找不到一個共同的模式。這是因為他們每個人的天賦、機遇、家庭和社會環境各異，他們的成長過程可謂千姿百態，其中既不乏神童和學霸，但也有文藝青年、鄰家少女甚至問題少年。從他們的出身來說，既有醫學世家，也有父母都是藝術家，甚至家中找不到任何一本書的貧困移民家庭。既有在學生期間就在《自然》雜誌（Nature）上發表論文者，可謂是未出茅廬就已星光閃耀，也有在三十幾歲時才開始讀研的大器晚成者。我國腦科學的奠基人張香桐院士，由於家貧直到14歲才進小學一年級，如果真相信現在流行的「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話，那麼張先生是連一點希望都沒有的。所以要想從中找出一條可供人複製的通用成才道路模式是不可能的。

如此，我只能作罷。不過這個問題一直縈繞腦際。好在，我在撰寫《發現大腦：誰開啟了心智之旅》[2]一書後，對這些大師的成長過程已經非常熟悉了，突然靈光一閃，想到雖然經歷各異，但是他們確實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品質。總結起來主要就是「好奇」「質疑」和「堅毅」。這三個詞的漢語拼音的最後一個字母恰巧都是i，所以我就稱之為「3i品質」。再想想，不僅是腦科學大師，其他學科的大師，甚至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可能都具有這3i品質。所以如果說要讓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那不是儘早去讀這樣那樣的班，滿腦袋灌輸各種知識，而是要從小培養3i品質。為此，家長和老師應該身體力行，以自己的3i品質潛移默化培養孩子的3i品質。

如果一位神童或學霸具有3i品質，大家不會感到奇怪。但是一個後成大器的「問題少年」，其實某些「頑劣」行為就表現出3i品質，只是其父母既沒有發現，而又引導不得法，這就引人深思了。世所公認的「神經科學之父」卡哈爾（Santiago Ramóny Cajal）小時候就是這樣一位問題少年，甚至可以說是頑劣不堪，令父母和師長頭疼不已。

1852年，卡哈爾出生於西班牙邊陲小鎮的一個醫生家庭里。他從小就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孩子，個性很強，對喜歡的東西似痴如狂，不喜歡的東西則很難強加於他。例如，他很喜歡觀察鳥的行為，有一次徹夜未歸，讓許多人找了一夜，直到早上才發現他被困在懸崖半山腰的鳥巢旁邊，上不得下不得，只能在那裡等天亮。在學校里，卡哈爾成績很差，還因為逃學而被責打。1863年，哈卡爾還只有十一歲，就因為用一門自製的火炮轟垮了鄰居院子的大門而被監禁了些日子。

卡哈爾的另一個愛好是畫素描，只要給他一張紙，他就手發癢，總想畫點什麼東西：揚蹄的騾子、孵蛋的母雞、高處的城堡等等，都是他素描的對象。然而，他的父親不但沒有對他的繪畫才能因勢利導，加以培養（卡哈爾的出色藝術才能對他日後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反而大加反對——他擔心這樣下去兒子會荒廢學業。

父親把他送到了一所他所討厭的神學院學習，這自然得不到什麼好結果。他的父親在絕望中，讓他先給理髮師當學徒，理髮師讓他幹活而自己取樂，他對此非常不滿，成了一群小混混的頭領，家長們不許自己的孩子與他為伴，他很苦悶。這時有個好心的鞋匠卻看好他的本質而願意收他為徒，這使他的心情好了一些。過了段時間父親讓他再次入學，這次他表現不錯，不過還是發生了一次事故：在月光下，一堵剛刷白的牆對他的誘惑力實在太大了，他用一根燒焦的棍子在牆上畫了許多老師的漫畫，這當然讓這些老師非常生氣。

1868年夏，他的父親帶他去墓地尋找人體遺骸進行解剖學研究，希望能引起他對醫學的興趣，子承父業。誰知這下倒是歪打正著，卡哈爾喜歡繪畫的天性被觸發了，他對描繪骨架著了迷，這成了他人生的轉折點，從此走上醫學研究之路。

如果你有一個卡哈爾這樣的兒子，你對他會怎麼看，你能從他的「頑劣」行為中看出他的好奇心和對喜愛事物的執著（堅毅）嗎？你能對他進行正確的引導嗎？

好奇

英國生物學家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說過：「也許，對於研究人員來說，最基本的兩條品格是對科學的熱愛和難以滿足的好奇心。」[3]居里夫人也說：「好奇心是學者的第一美德。」李政道則說：「一定要培養學生的好奇心，要讓他們敢於提問題。」這些都是他們的經驗之談。因為有強烈的好奇心，科學家才會不畏險阻地去刨根問底，「為伊消得人憔悴」，並最終取得成功。

近代記憶研究的先驅米爾納（Brenda Milner）曾說：「我也得益於我的好奇心，正是好奇心使我總想深入到吸引我眼球的表面現象的深處，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從我的本性來說，我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者。我會在某個病人身上發現某種怪事，並且會想：『這非常有意思，病人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然後我就力圖進一步找出其原因，並用科學的方法加以檢驗。」在一次答記者「您要求您的研究生有些什麼品質」的問題時，她的答覆是：「他們必須要有很強的好奇心。」而近代記憶研究的奠基人，諾獎得主坎德爾則聲稱：「思考記憶如何工作，提出如何保持記憶的具體設想，通過和學生以及同事討論完善這些設想，然後觀察如何通過實驗糾正這些設想，我由此取得巨大的樂趣。我不斷地對科學進行探索，在這樣做時我幾乎就像一個孩子，總是懷著純樸的樂趣、好奇心和驚喜。」[注釋1]

和卡哈爾不一樣，印度裔美國神經科學家拉馬錢德蘭（V. S. Ramachandran）從小就是一位神童，他對化學和生物學充滿了好奇。他後來回憶說：「驅動我研究的是好奇心和不斷地提問：『如果這樣又會怎樣？』」「記得在十二歲時我讀到有關美西螈的記事，這種動物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蠑螈，但是進化使得它始終停留在水生的幼體階段。通過停止變態和在水中性成熟，它們一直保留著鰓（而不是像蠑螈或者蛙類那樣換成了肺）。當我讀到只要給它施以變態激素（甲狀腺的提取物），就可以把它們變回到由之進化而來的、早已滅絕了的、沒有鰓的陸生成體祖先的樣子，我真是大吃一驚。你居然可以使時光倒流，復活一種早已滅絕了的史前動物，這種動物你在地球上已經哪兒也找不到了。我也知道由於某種不明的原因，蠑螈成體在失去腿後不能再生，但是蝌蚪卻有這種能力。我的好奇心又使我進一步提出下面的問題：美西螈（它其實就是某種「成熟的蝌蚪」）在失去腿以後，能否就像現在的蛙類蝌蚪那樣依然保留再生斷腿的能力？地球上還有哪些像美西螈一樣的生物呢？這些動物只要對它們施以激素就可以恢復到它們祖先的形態。如果用適當的激素混合物，我們能不能把人也恢復到其祖先的形態，或許有點像直立人那樣。人畢竟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並保留有某些早期的特性。我的腦中湧現出許許多多問題和猜測，從此我就永遠地迷上了生物學。」[4]你看！關於美西螈的一篇簡單報導，引起了拉馬錢德蘭那麼多的聯想和問題！

正是這種好奇心和豐富的想像力使拉馬錢德蘭日後在神經學上作出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他最著名的工作之一就是揭開了「幻肢」之謎。所謂幻肢就是當病人的肢體在手術或事故中喪失以後，他們依然能感到這個已經失去了的肢體。

拉瑪錢德蘭從第一次見到這種病人開始，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覺得自己就像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要根據搜集到的蛛絲馬跡和科學推理去解開這個令人不解的謎題。他想起多年以前加拿大著名的神經外科醫生懷爾德·彭菲爾德（Wilder Penfield）的工作。在上世紀的四、五十年代，彭菲爾德在治療藥石無效的癲癇病人時，不得不打開病人的顱骨去尋找癲癇病灶，並予以切除。為此他必須非常小心地提前搞清楚他要切除的部分是不是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切除它是不是會造成嚴重的後遺症。因此他要在手術前先用電極去探測大腦的各個部位。由於病人在手術過程中保持著清醒，彭菲爾德在用電極刺激病人大腦皮層的不同部位時可以問病人感覺如何。他發現刺激沿中央溝後側的一長條腦區可以引起病人感受到似乎刺激了他身體的不同的部位，從大腦的頂部向下依次為生殖器、腿、臀部、……如果把這些部位畫在旁邊就像一個倒立的小人（圖1）。

圖1 身體各處在體感皮層上的代表區。

彭菲爾德的這一觀察也為以後的動物實驗所證實。刺激猴子身體上的不同部位，可以在類似腦區記錄到有神經脈衝發放。所以身體表面的每一個部分都在對側的大腦半球中央溝後緣有一個代表區。後來，動物實驗表明，身體表面在大腦上的這種代表區不是一成不變的。將猴子從它的一個胳臂傳向脊髓的所有感覺纖維切斷，11年以後，可以再次記錄到這條胳膊在大腦體感皮層的代表區。當刺激這條胳臂時，在正常猴腦上相應於這條胳臂的感覺代表區上的神經細胞沒有反應——這是容易理解的，但令人驚訝不已的是，當觸摸到猴子臉部的時候，對應於這條早已失去了感覺的胳臂的腦區上的細胞猛烈地發放起電信號。這意味著來自臉部的觸覺信息不僅傳到了原來就對應於臉部觸覺的腦區，而且還「侵入」到了原來對應於胳臂的腦區。1991年拉馬錢德蘭在讀到相關資料時，驚喜交集。他想道：「天哪！也許可以用這一點來解釋幻肢現象！」他很想知道當觸摸猴子臉部的時候，它的感覺究竟如何？它是不是也感覺到觸摸到了它早已麻痹了的手臂？還是只感覺到觸摸臉部？可惜猴子不會說話。

拉馬錢德蘭突然想到，雖然猴子不會說話，但人是會說話的。觸摸一下幻肢病人的臉部，病人是不是也會感覺到觸摸到了他的幻肢呢？他找到了一位剛失去胳臂的病人湯姆。

當湯姆在實驗室里坐下來以後，拉馬錢德蘭用眼罩把他的雙眼蒙上，不讓他看到和聽到拉馬錢德蘭在做什麼。拉馬錢德蘭用一根棉簽的頭觸碰他的身體各處，問他感到棉簽觸碰的是他身體的哪個地方。拉馬錢德蘭碰了碰他的面頰，問他：「你感到碰到了哪裡？」湯姆回答說：「你碰到了我的面頰。」拉馬錢德蘭又問他：「還有什麼感覺嗎？」他回答說：「真有點滑稽，你碰到了我失去了的大拇指了。」拉馬錢德蘭把簽棉移到了他的上唇，問他：「現在碰到哪兒了？」「你碰到了我的食指，也碰到了我的上嘴唇。」「真是這樣嗎？你敢肯定嗎？」「沒錯，兩處我都感到了。」

就這樣，拉馬錢德蘭在湯姆的臉部找到了對應於他的幻肢的地圖。其中的奧秘就在於，失去手臂以後大腦觸覺皮層的代表區進行了重組，而在正常情況下，臉部的代表區正好就在手的代表區的邊上（再看看圖1）。在湯姆丟掉了他的手以後，正常情況下來自臉部的感覺纖維就侵入到了現在空無所用的、原來對應於手的代表區，並且驅使那兒的細胞活動起來。這就是為什麼當他碰到湯姆的臉時，湯姆感到他的早已沒有了的手也被碰到了。這裡既沒有鬼，也沒有幽靈！[5]

拉馬錢德蘭的這種無窮的好奇心，使他的工作涉及到許多過去無人敢於涉及的「神秘」領域，例如聯覺、病覺缺失、美學以至宗教信仰，而被同行稱為「神經科學界的馬可波羅」。

質疑

諾獎得主、美國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Feynman）講，懷疑和追根究底是他的天性，這也是他能夠不斷創新，成為科學大師的基礎。費曼認為，科學就是對前人論斷的懷疑，並通過實踐進行檢驗。他說道：「有必要以新的直接的經驗重新檢驗發現的結果，而不是一味相信從前代而來的種族經驗。我就是這麼看的，這是我對科學最好的定義。」「我們既要教如何接受前人，也要教如何拒絕前人……認為前代大師絕無錯誤，這樣的信念是很危險的。」[6]卡哈爾也忠告後人：「尊重權威要適度，不能盲目崇拜。」「沒有一種理論、方法和實驗範式是完美的。不要捍衛或否認你老師的錯誤，而要從中找出需要解決的新問題。」

圖2 以費曼的照片為圖的美國郵票（引自http://www.phschool.com/science/science_news/articles/dr_feynman.html）

文藝復興是科學質疑精神的搖籃。這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近代解剖學之父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質疑西方「醫聖」蓋倫（Galen of Pergamon）的故事（參見：夜半掘墳偷屍的年輕人：我是來埋葬凱撒的 | 展卷）。蓋倫是古羅馬的一位角鬥士醫生，他解剖了許多動物（當時不允許解剖人體），認為人體也是這樣。在以後的14個世紀中，沒人敢懷疑蓋倫的論斷。蓋倫的書就好像是《黃帝內經》一樣不容懷疑。當時的醫學教育是：教授高坐堂上，照本宣科，朗讀蓋倫的「經文」；一位身兼理髮匠和外科醫生的操作者在堂下的解剖台上進行解剖；邊上一位助手則當教授提到某處或是操作者解剖到某處時指點給學生看（圖3）。維薩里對這種教學方法進行了改革，集三者於一身。正因為親自進行了人體解剖，這才使他能看出蓋倫教導的謬誤之處。他由此也培養起了一個強烈的信念：如果不是通過他自己的解剖實踐或是親眼觀察，他寧肯乾脆不提，也不願輕信他人的結論。他對學生的勸告是要注意屍體解剖，仔細觀察，「將來不要過於相信解剖書上所說的一切。」維薩後來根據自己的解剖和觀察結果出版了一本傳世巨著《人體結構》，書中引用得最多的前人是蓋倫，不過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指出蓋倫的錯誤。他寫道：「我對自己的愚蠢和盲目相信蓋倫感到無比驚奇，這讓我之前沒能看到事實真相。」

圖3 文藝復興時期一本醫學書上的插圖。圖中一群學生圍著解剖台。講師高坐堂上，解剖者操刀解剖，助手正在用小棍指點。（引自http://www.kunstkopie.de/kunst/italian_school_15th_century/the_dissection_illustration_fr_hi.jpg）

質疑就是不能盲目相信書上說的一切和社會的傳言，萬事都要問個為什麼？是否真有道理？不僅是對書本上的知識和其它鋪天蓋地而來的傳媒宣傳是如此，即使對自己的成見也是如此。不盲目迷信他人，並不等於要固執己見，當自己喜愛的觀點不符合實際情況時，就要進行反思。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英國生物學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時說：「那麼我和沃森（克里克的合作者，和克里克同時榮獲諾貝爾獎）又有什麼值得稱道之處呢？如果有的話，也許是當某些設想站不住腳時，我們總是樂於並堅決地拋棄它們。一位評論家認為我們肯定不怎麼聰明，因為我們犯了這麼多錯誤。但這正是科學發現的必經之路。許多嘗試的失敗不是因為研究者不夠聰明，而是因為他們鑽進了死胡同或稍遇困難就很快放棄了。」[7]

丹麥的大物理學家、近代原子論的奠基人之一玻耳（Niels Bohr）是一位高價徵求批評的人。二戰期間他從丹麥逃出納粹的魔手，到了美國幫助發展原子彈。當時他在物理界是一位名動天下的大師，許多人把他看作是他那個領域中的「上帝」，對他的每一句話都奉為圭臬，不敢有一絲懷疑。他到美國研製原子彈的中心洛斯阿拉莫斯訪問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費曼當時還是一個小青年，正好也在那裡工作，後來他回憶起這樣一件事：當他第一次聽完玻耳的報告以後，突然接到陪玻耳來訪的玻耳之子打來的電話，要他第二天一早和玻耳會面。費曼十分吃驚，因為他們此前從未謀面，而在那次報告時，慕名而去的聽眾特別多，而費曼坐在後排，只能從前面密密麻麻腦袋瓜的空隙中隱約看到玻爾的影子。偉大的玻耳有什麼話要和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費曼談呢？

到了見面的時候，玻耳一下子就提出了一個大問題：如何增強原子彈的威力？他提出一個看法，要費曼提意見。而費曼只要一講到他心愛的物理話題，就把其它一切都忘了個一乾二淨，也根本忘了是在和誰說話。所以他的回答是：「不！這行不通，這沒有效，……如此等等。」波耳又提出了第二個方案。費曼的回答是：「這聽起來比較像樣，但這裡面包含了這麼個笨主意……」就這樣，一個主意又一個主意，一老一少不斷地爭論。最後，玻耳才說：「好吧，現在可以把那些大人物請進來了。」於是才大家一起討論。費曼後來是從小玻耳那兒才知道，就在那次報告會以後，玻耳對他兒子說：「記得坐在後排的那個小伙子的名字嗎？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會指出我的荒謬想法，單找那些只會說：『是，玻耳博士』的人是不行的，讓我們先找那個小子談談。」這才有了上面的一幕。

堅毅

可以說堅毅是所有成功人士共有的品質。如果一個人雖然有好奇和質疑的品質，但是卻沒有堅毅的精神，兩天捕魚，三天曬網，狗熊掰棒子，拿一個丟一個，也是絕不會成功的。巴甫洛夫說過：「如果我堅持什麼，就是用大炮也不能打倒我。」居里夫人說：「人要有毅力，否則將一事無成。」「我從來不曾有過幸運，將來也永遠不指望幸運。我的最高原則是：不對任何困難屈服。」

下面再回到卡哈爾身上。1887年，卡哈爾在一位朋友家第一次看到了用高爾基染色法染色的神經組織標本，他深深地為標本的清晰和美麗所震撼，當晚一宵未眠。第二天，他又去拜訪，只是為了想再看一次標本。他事後形容當時的感受是「我目瞪口呆，無法把目光從顯微鏡上移開。」回去之後，他就照著高爾基的方法進行實驗，儘管這種方法不大穩定，有時行，有時不行；但卡哈爾一點都不氣餒。在短短几個星期里，他實際上重複出了高爾基描述過的幾乎所有一切。他「理解到是發現了一個豐富的領域，我立刻利用這一方法，投身工作，這並非只是急切，而是拼命。」[8]

在高爾基（Camillo Golgi）發明染色法時，只能看到細胞體和少量近端突起以及某些染色不良的孤立的神經纖維。因此人們錯誤地認為神經細胞彼此融合在一起，構成了像心血管系統那樣的一張大網。這一看法被稱為「網狀學說」。高爾基本人也堅信如此。

卡哈爾對高爾基染色法做了改進，迫不及待地用改進的方法對許多不同物種的神經系統的不同部位做了染色，後來當他回憶這一段時間時說道：「在我的標本中發現了許多新現象，腦中的想法紛至沓來，發表的狂熱充滿了我的心靈。」[8]

圖4 卡哈爾描繪的聽覺皮層中形態各異的各種神經元。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個細胞體和從它上面發出的樹突和軸突。（引自Santiago Ramón y Cajal：「Texture of the Nervous System of Man and the Vertebrates」）

正是在這樣大量的研究之下，卡哈爾認為神經細胞並不是當時已經建立起來了的細胞學說的一個例外，神經系統也是由一個個獨立的神經細胞構成的。不過高爾基固執己見，在他和卡哈爾分享諾貝爾獎的獲獎演講中對卡哈爾的神經元學說大加抨擊，卡哈爾不得不作了針鋒相對的回應。並在此以後堅持尋找更多支持神經元學說的證據。

卡哈爾曾強調說：「我真的並不是一個天才，我是……不知疲倦的工作者。」有一次他到倫敦訪問，應邀住在謝靈頓（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家中，卡哈爾請他們不要為他打掃衛生。後來謝靈頓的家人偶然進房間，發現裡面擺了台顯微鏡和許多切片，原來他在旅途中還在繼續工作！在卡哈爾給後人的忠告中，最後一個就是：「對待失敗的態度只有簡單四個字：繼續嘗試。」

為了傳播和捍衛自己的神經元學說，卡哈爾可以說是工作到了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學生彭菲爾德記得最後一次訪問他的情景：「我們發現他在床上正襟危坐，正在寫手稿，床邊堆滿了書，靠他右手邊的牆上灑滿了墨汁。最近出現的耳聾和虛弱，正在關上通向世界的大門，但他的眼睛從毛茸茸的眉毛下閃閃發光，顯示出未熄滅的火焰。」[9]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在寫作《神經元學說還是網狀學說》（Neuronismo ó Reticularismo），把他的遺產留給世人。

無獨有偶，克里克為了解開意識之謎也工作到最後一息，直到他臨終以前的幾個小時，他還在寫論文。對來訪的朋友，他從來不談自己的疾病，談的依然是意識研究中的種種問題。他以一種極度理性的態度對待他的疾病，別人看不出他對此有何不安，他更是從來不因此讓他的朋友感到不安。他的好友拉馬錢德蘭回憶道：「在他去世前三星期，我到他拉霍亞（La Jolla）的家中去探望他。……在我在那兒的兩個多小時裡，我們一點都沒有提到他的病，只是討論有關意識的神經基礎的種種想法。……當我離開時，他說：『拉瑪，我認為意識的秘密就在於屏狀核，你說呢？要不的話，它為什麼要和大腦中那麼多的區域有聯繫？』然後他意味深長地朝我眨了眨眼。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雖然並非所有人能從小就認定自己的目標，人會在嘗試中尋找真正適合自己的目標，但是這些大師在一旦認準了自己的目標之後就會異常執著和百折不撓。

2014年的諾獎得主愛德華·莫澤（Edvard I. Moser）和梅-布麗特·莫澤（May-Britt Moser）（參見：兩名孤島少年如何成長為諾獎伉儷？）出生在挪威小島上的兩個工人家庭，在大學裡攻讀的是心理學，不過他們像坎德爾一樣對心理現象的神經機制充滿了好奇。幸運的是他們學校里有一位研究記憶的腦科學大師安德森（Per Andersen），他們想做他的碩士生。不幸的是，安德森不大喜歡心理學家，而且他的研究組也滿員了。要是換了別人，可能就會知難而退，但是他們兩人下定決心去找他一談，只要他不答應收他們就賴著不走。安德森實在纏他們不過，最後說道：「好吧，如果你們真的要在我這裡做碩士研究，那麼你們就讀一下這篇文章（莫里斯有關水迷宮的一篇文章），讓我看看你們是否能讀懂，然後照樣建造一個水迷宮實驗室。要是你們做到了，那麼我就收你們在我實驗室里攻讀碩士學位。」這樣的要求本來可能使許多人望而卻步，想不到愛德華應聲說道：「太好了，因為我們還想跟著您攻博呢。」最後他們白天忙於正常學業，晚上建立水迷宮，最後如願以償成了安德森的碩士生。

在完成碩士學位之後，他們都想繼續在安德森那裡攻博，但是只有一個資助名額。梅-布麗特把這個名額讓給了愛德華。不過，安德森告訴她，如果她願意研究研究喝酒對動物海馬突觸的影響，那麼他可以通過毒理系的同事為她申請另一個名額。但是梅-布麗特一點也不喜歡這個和神經機制無關的題目，她深感興趣的是用雷射掃描共聚焦顯微鏡觀察，研究學習後突觸數量是否會增加。安德森完全不看好她的計劃，認為這個計劃是做不到的，也申請不到獎學金。不過梅-布麗特可不是一位輕言放棄的姑娘，她一次又一次地去他辦公室，結果他拗她不過，最後只得同意一試，令他驚異的是，梅-布麗特和愛德華的申請都被批准了。梅-布麗特後來回顧說：「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意識到自己有多麼堅持不懈。我一直都對人友善和有禮貌，但是如果我真的想要一些東西，沒有人能阻止得了我。」愛德華也回憶說：「……也許我的性格也多少起了作用。我有堅強的意志，我會專注於某個特定目標，即使要達到目標需要花幾十年的時間也依然堅持不懈。」

科學之路並非總是充滿陽光和鮮花，只有耐得住寂寞、不畏艱險、一往無前的勇士才能攀登到科學的頂峰。坎德爾說道：「雖然我對科學生涯深為滿意，但是這種生涯也絕非輕鬆容易。……就像任何探索未知的人那樣，我也有時感到孤獨、沒有把握、沒有現成的路可走。每當我踏上一條新路，總有些好心的朋友和同事加以勸阻（包括諾獎得主埃克爾斯和美國神經科學泰斗庫夫勒——引者注）。我不得不及早學會對這種不安全感安之若素，並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相信自己的判斷。」

米爾納也是這樣說的：「回顧過去50年，我好像一直運氣很好，我總在恰當的時候出現在恰當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又對目標非常執著，而不為面臨的艱難困苦所嚇倒……」

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舉了幾個我印象最深的例子，如果要明白這29位大師都具有這3i品質，那麼最好讀一讀我的拙作《發現大腦：誰開啟了心智之旅》。[2]本文只能算是一個導讀。希望讀者在對這3i品質有些認識之後再去讀他們的傳記，也許會有更深的感悟，並且願意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培養自己的3i品質。

參考文獻

[1] 顧凡及（2022）腦科學大師們的10個治學之道。返樸2022年3月20日。3月22日《風雲之聲》和《神經現實》分別轉載。

[2] 顧凡及（2021）發現大腦：誰開啟了心智之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3] 貝弗里奇著，陳捷譯（1979）科學研究的藝術。科學出版社。

[4] Ramachandran, VS (2011). The Tell-Tale Brain: A Neuroscientist's Quest for What Makes Us Hum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5] Ramachandran, VS, & Blakeslee, S (1998). Phantoms in the Brain. William Morrow, N.Y.

中譯本：拉馬錢德蘭著，顧凡及譯（2018）腦中魅影。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6] 費曼著，吳程遠譯（1997）別鬧了，費曼先生。三聯書店。

[7] 克里克著，呂向東、唐孝威譯（1994）狂熱的追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

[8] Cajal, S. Ramón y (1917) Recuerdos de mi vida, Vol. 2, Historia de mi labor científica[M]. Madrid: Moya.英譯本: Recollections of my life (trans. E. H. Craigi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 Cano),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37. Reprint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9] Sherrington, C. S. (1935). "Santiago Ramón y Cajal. 1852-1934". Obituary Notice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1 (4): 424–441. doi:10.1098/rsbm.1935.0007 (https://doi.org/10.1098%2Frsbm.1935.0007).

注釋

[1] 由於篇幅所限，凡是從拙作[2]中轉引的，由於在其中已註明出處，在本文這就不一一註明出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