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很久以前，人們就開始想盡各種辦法希望可以長生不老。
這之中，陣仗大點的到秦始皇埃及法老，魔幻點的到捉唐僧的小妖，
無一不希望自己活的越久越好，甚至就算死後也想要復活。
人們總覺得一生太短暫，風景那麼多，永遠看不夠。
但今天要說的這位，如今已經看了100多年的風景，
卻最終看破人世，想盡一切辦法也要接受安樂死......
現年104歲的David William Goodall教授，1914年4月4日出生於英國倫敦的Edmonton小鎮，
跟很多單純的孩子一樣，小時候的Goodall就希望可以成為一名科學家。
隨著年齡的增長，同齡人漸漸都開始放棄了這個想法，但只有Goodall一直堅持著。
“成為科學家也可以，但要成為什麼領域的科學家呢？”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
直到一天在他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了領居家的草坪：
大片大片的綠色，沒有任何雜草，整個前院讓鄰居修整得十分整齊。
遠處冒著幾朵小白花，隨著小風輕輕晃著。
路邊樹上的樹葉被風吹得掉了下來，Goodall隨著落葉飄落的方向看去，看到了一片農場...紅彤彤的番茄在陽光下格外刺眼。
Goodall靈光一現：“為什麼不研究植物呢？”
而Goodall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當時突發奇想的決定，竟然成了他為之奮斗70餘年的事業......
1935年，21歲的他讀完了本科，六年後的1941年，在同一所大學：英國帝國理工大學，他獲得了博士學位。而他的博士研究論文恰恰是 “番茄的生物同化”。
在博士期間他的表現十分優異：
他對於植物的熱忱，對於生物的好奇，甚至對於生態統計方法的天賦都在無時無刻得推動著他前進。
他讀博士期間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為此他曾試圖去參軍報效祖國：
“當時我其實已經過了海軍的體檢了，但當我導師知道的時候他連連說不，說什麼也不讓我去，
他說我留下來給農業做的貢獻一定比我打仗的貢獻大。”
事實證明他導師的眼光是對的：
自他拿到博士然後移居澳大利亞起，他就在學習的道路上突飛猛進一發不可收拾：
他在墨爾本大學做過植物學高級講師，在雷丁大學當過農業植物學教授，
在澳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當過統計學科學家，
更是抽空在墨爾本大學（澳大利亞）和裡雅斯特大學（義大利）一連取得了另外兩個博士學位！
而生活上他也沒耽誤：他曾結過三次婚，有著四個兒女。
這是1949年他和他第二任妻子Muriel在結婚當天拍的照片：
在他的學術生涯中，Goodall博士撰寫了100多篇研究論文，
因為他的傑出貢獻，他更是成為了澳大利亞勳章（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一名榮譽成員。
要知道，澳大利亞勳章的領導者是澳大利亞女王，而成員基本都是總督、外交官、將軍、和有傑出貢獻的藝術家和學者等重要角色！
Goodall在65歲退休後成為了《世界生態系統》（Ecosystems of the World）的雜志主編，
他在任期間編輯排版了大約30刊雜志，其中包括來自全世界各地500位學者的作品。
現在他還依舊會應邀審核和編輯不同生態學期刊的論文，在2014年前也一直有在各個雜志上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到這裡，他已經充分實現了自己當科學家的夢想，應該說已經無憾了。
但是老天可能是覺得他是在太過聰明所以給了他更多的時間，
埋頭鑽研學術直到2014年，Goodall猛然才意識到，原來自己已經整整100歲了！
隨著年齡的增加，他漸漸的發現自己有點不太開心......
其實直到102歲，他一直都生活得十分愜意和自由。
90歲前他幾乎每周都會去打網球，也會沒事開車到處轉。
2015年年底，Goodall還曾獨自一人從達爾文乘火車到阿德萊德旅行。
那是他第一次感覺到有點孤獨：
“真的很高興能再次看到這一路的風景，這次旅行很愉快，但是要是有驢友一起就更好了，
一個人，有點無聊...”
所以2017年5月，依然是狂熱的旅行愛好者的他帶著自己的女兒和一個自然主義組織的幾位夥伴，
一同前往了距離西澳大利亞海岸60多公裡的Apolhos群島。
在船上觀察海豹的他一度陷入回憶：
20世紀60年代時，就是在這裡，他首次發表了關於該地區小龍蝦的研究.......
一路的旅行既充實又快樂，身邊有志同道合的年輕人，還有自己的親骨肉，就彷彿做了一場美好的夢。
但回家後的他再一次被孤單所包圍...
他平常都獨自一人生活，周末會自己去商場購買日用品，
每周至少四天坐兩趟公交車和一列火車，花90分鐘的通勤時間，趕往他任教的伊迪斯科文大學（Edith Cowan University）Joondalup校區。
熱愛莎士比亞的他每周會與其他朋友一起舉行讀書會，興致好了還會即興來段詩歌表演。
除此之外他也會去市中心的歌劇院看看或者參與一下別人綵排，就為了感受感受氣氛。
Goodall說：“我是組裡年齡最大的，我們常常開玩笑說我們是‘熟透了組合’，每周我們都在Perth市的不同地點舉辦讀書會，幸運的是這些讀書會都是白天，要是晚上公交沒了的話，被吊銷駕照（年齡太大）的我都沒法去了...”
雖然一直以來他都試圖讓自己的生活充實起來，努力不讓自己感到孤單，
但同年發生的一件事卻猶如晴天霹靂...
2017年8月，他在伊迪斯科文大學任教的二十年後，人事部找到了他，說：
“以後除了提前預約好的會議，可以不用來學校了，就算來也一定要有人陪著一起。”
說白了，就是請他退休。
據學校的解釋，Goodall年事已高，每天來回90分鐘的通勤對他來說實在是太大壓力，而學校也無法保障他的安全，更沒法承擔意外風險。
而禍不單行，他經常去的歌劇院也因為他逐漸下降的視力跟他說：
“您年齡這麼大，眼神也不太好了，還是在家享天倫之樂吧”。
作為一個工作了近70年的學者和藝術愛好者，突然一下失去了人生中最愛的兩個部分，
對他來說就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目標。
Goodall現在住的公寓附近，沒有任何可以走訪閒聊的朋友，就連他僅有的還在人世的朋友們也都在Perth市。
每天他最期待的就是能夠在辦公室的走廊上跟同事打打招呼，甚至在他們不忙的時候聊上幾句。
他女兒Karen Goodall-Smith在接受采訪時說：
“學校那樣的要求會讓他覺得自己已不再是一個可以獨立生活的人...如果不看年齡，他的反應和想法甚至不輸40多歲的人。我真的無法預知這件事對我爸爸的影響。”
Goodall的職位是無薪水的，他完全是憑一腔真誠和毅力在工作，
平常工作內容就是簡單的審查學術論文和監督博士生，如果連他此生最愛的工作機會都被剝奪，那他還剩什麼？
這條消息一出一下子成為了頭條新聞。Goodall的電話一時間被打爆了——
來自全國各地的生態學家們，甚至歐洲的科學家們都表示支持他繼續追求他的工作。
與此同時各大新聞也在報道此事，而焦點也漸漸從這一件小事擴大到了“老年人工作和待遇不公”的問題上。
“過去的一周簡直是我這輩子對忙碌的一周...大家的關懷和問候源源不斷，甚至我都接電話接到手軟了...”Goodall說到。
而不僅僅是Goodall的電話，學校那邊的網站和電話也一度被攻陷，有些人斥責學校不能如此對待自己的榮譽教授，
有些人則懇求學校再給他一次機會，或者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讓他繼續來學校又不那麼累。
最終學校妥協了，撤回了他們之前對Goodall的離職決定，轉而幫他找了一個更近的校區：Mount Lawley校區，
雖然他每天還是要坐公交，但最起碼時間沒有那麼長了...
該大學的副校長Steve Chapman教授說，Goodall的新辦公室就在“學校後勤辦公室”的旁邊，
這樣任何時候Goodall需要幫助的話同事都會及時出現。
“我很高興我們找到了一個既保住Goodall教授工作又可以讓他不那麼累的解決辦法。”
Goodall才得知此消息後笑了笑說：“只要我還能看得見，我就會繼續為我的領域作出貢獻！”
但開心之餘，似乎有什麼別的事情一直縈繞在他心頭...
又是一年生日，算一算這已經是他的第104個生日了。
當天，他靜靜地等著家人們推著蛋糕、唱完生日快樂歌，問他生日願望是什麼的時候，
他深吸一口氣，吹滅了蠟燭，也道出了內心思考許久的決定：
“我想要離開了，我覺得我准備好面對死亡了。”
“其實我並不開心，能活到這麼大歲數並不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
我寧願自己早在20或30年前就已經離開了。”
“作為一個人，我覺得我有權利選擇安樂死。”
一口氣說完這麼多，在場歡快的氣氛一下降到了冰點。
他的四個孩子獃獃地望著他，周圍的親朋好友也不敢說一句話。
幾十秒鐘後在場的人緩了過來，開始七嘴八舌地勸他再考慮考慮：
“您是我們的榜樣啊！”
“您再想想好嗎？活著也並不還是那麼無聊啊！”
“多少人想活到您這歲數呢，您見證了不少歷史，千萬別一時沖動呀！”
畢竟所有人都無法理解，身體如此健康也有如此大的成就的他，為何偏偏非要選擇這條道路？
而Goodall心意已決，他默默地轉身離開，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看著窗外的燈火通明，覺得心中終於卸下了重擔。
100多年了，看著兒女兒孫都開始了自己的生活，Goodall已經很滿足了。
現在是時候離開，去那邊見見自己的老友和家人...
但是，多年來，澳大利亞一直將安樂死視為違法行為。在去年11月，維多利亞州成為第一個通過安樂死法案的州，但卻規定“只允許壽命不足六個月的絕症患者申請安樂死”，而Goodall不僅身體健康，還基本沒什麼大病，所以醫生不同意他的請求。
Goodall堅稱自己的健康狀況其實一直在下降。
據他說他前幾個月在公寓裡摔倒了無法站起，直到整整兩天後打掃人員發現了他才把他送進醫院。
“我當時呼救了，但沒人聽得到。”
但是，他的安樂死申請依然沒有得到批准……
做這樣的決定不簡單，但對Goodall來說也並非是沖動。
其實在過去二十年裡，Goodall一直是國際組織“Exit”的會員，這是一個在澳大利亞堅持提倡合法化安樂死的非營利性組織。
Exit的創始人Philip Nitschke說，Exit在澳大利亞的主協調員是Goodall的朋友，他將會陪同Goodall一起爭取。
如今Goodall已決定，在下周三前往瑞士西北部靠近法國和德國邊界的巴塞爾城，終結自己的生命......
（瑞士和其他大多數國家一樣，雖沒有通過立法將安樂死合法化，但正因為法律對此類的模糊，Goodall的情況實際上是可以進行安樂死的。）
在采訪的最後，Goodall一臉平和地對著鏡頭說：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難過的不是我要離開了，而是我無權選擇自己何時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