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句話大家耳熟能詳。陸游所著的《老學庵筆記》中記載，北宋時有個心胸狹隘、專制蠻橫的州官田登，不許州內百姓說到任何「登」這個字，必須改用其他字來代替。例如要把登車改搭為上車，登峰造極改成爬峰造極。若不小心犯禁者，屁股就要倒楣了。

田登要百姓不用「登」這個字還容易，但他蠻橫到連與「登」同音的「燈」也禁用，結果別說燈檯、燈罩、燈籠就要改叫亮托、遮光、路照，連燈心草都要改做開心草……。到了元宵節，州內按例要點三天的花燈慶祝，但寫告示的小官不敢用「燈」字，告示上就被寫成「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不但成為當時的笑柄，至今仍被用來比喻有些人縱容自己的行為，對他人卻要求嚴格。

死好VS.畜牲 網上又起干戈

2017年12月14日，詩人余光中病逝，社運人士王奕凱在臉書公開貼文時，用了台語「死好」兩字，隨後又補充指責余光中是「白色恐怖幫兇，對他一點敬意也沒有」。結果這段貼文招惹到了淡江大學全球政經學系系主任包正豪，他在臉書上怒批：

「一個對逝者口出惡言的『人』，基本已經喪失人性。而沒有人性的動物，我通常簡稱畜牲。
余光中的《鄉愁》，很多人都知道，但也有備受抨擊的《狼來了》。可以因為《狼來了》來或明示或暗喻地責難他，但講『死好』，真的已經喪失基本人性。

如果今天可以講余光中死好，那我當然也可以咒罵畜牲，這豈不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嘛！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正是這微小的人性，讓我們可以成為萬物之靈。如此殘酷的話語，不是一個人可以說得出來的。殊不知一人的死好，可以是卑劣者的不得好死。

包正豪罵了王奕凱是「畜牲」後，結尾還加一句「開地球等你」。王奕凱則回覆：「余光中就像最近凱文史貝西的事件，不管文學造詣多高，不管多會演戲，就是無法掩飾犯罪事實，若因犯罪者死去而必須得要尊重，而不守這樣的規矩，就是反而該被批罵的事情，這樣的要求不會把社會價值觀推向虛偽嗎？」

包正豪也上留言欄回應王奕凱：「我們確實沒有交集，『里有殯，不巷歌』，這是我個人認為作為人最基本的道理，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好』完全違反人性。……逝者已矣，用侮辱性言詞來「評斷」一個沒有反擊能力的逝者，是懦夫的行為。」

外省人比本省人更怕「抓耙仔」

余光中的文學成就與他在戒嚴時代當「抓耙仔」，那是同樣存在的事實。我們既然要用文學來評斷余光中的作品，就不能迴避用歷史來檢驗余光中的言行。余光中向王昇密告陳映真以文學評論傳播『新馬克思主義』，已是存心謀殺剛出獄2年的陳映真。

但被余光中惡搞過的文人，像陳映真這樣的台灣人反而是少數，唐文標、徐復觀、胡蘭成……反而都是外省人。20多年本魯曾幫詩人張朗編《當代名詩人選Ⅰ、Ⅱ》、《當代愛情詩精選》、《小詩瑰寶》，趁機訪談過一些外省籍的詩壇前輩。張朗在海軍服役時受白色恐怖牽連，繫獄時間比先父還久。這些外省籍詩人對余光中是怎樣的評價？包正豪心裡有數。

外省人與本省人最大的差異，就是本省人的鄰居或同學，常有著或遠或近的血緣關係，在這樣的牽絆之下，當「抓耙仔」的顧忌太多；相反的外省人不僅沒這些顧忌，很多還像馬英九那樣成長於鷹犬世家，就算衣食無缺、安全無虞，還是樂於充當職業學生。但外省「抓耙仔」打不進本省人的生活圈，要立功爭賞當然就只能同室操戈。

包正豪若瞭解外省人對「抓耙仔」，厭惡憤怒可能更甚於本省人，要談余光中，當然也就只能縮小防守圈，必須站在「人死為大」與「里有殯，不巷歌」這個制高點上，痛罵王奕凱「畜牲」，就像郭冠英在罵台灣人「歹丸」「雜種」「台巴子」……一樣。可惜包正豪卻忽略一件事，從歷史來看，外省人自己也無法做到「人死為大」。

只許你們大放炮 不許我們說死好

1976年9月9日，我讀國二，放學時就發現學校門口的眷村中心新村外，不但貼滿了標語，還一堆此起彼落的在鞭炮聲、光輝的10月還沒到，車輪旗就先掛出來了。我家在北投中和街底的鬼子坑下，回家途中要經過一個更大的眷村婦聯三村，那裡場面更熱鬧，幾乎跟過年一樣。我趕緊上前細看一下標語，原來是「毛匪澤東斃命」「毛酋惡貫滿盈」之類的文字。

當然啦！40多年前本魯比現在還窮，除了日記，也不可能有照片佐證。不過沒關係，報紙也都有記錄，而且我們就只挑黨營的《中央日報》、《中華日報》與省營的《台灣新生報》來舉例。1976年9月10日《中央日報》第3版標題是〈毛酋結束罪惡一生 各地民眾 爭相走告 鳴砲示慶〉，旁邊還附民眾爭看號外，一時稱快的照片。

《中華日報》第3版也報導〈街頭巷尾爭傳消息 人心大快燃放鞭炮 認毛酋惡貫滿盈早就該死〉：「在台北市四平街賣水果的陶樹明，聽到了毛匪澤東暴斃的消息後，心裡感到非常高興，立即到附近雜貨店買了一大串鞭炮燃放，一方面表示自己心中的喜悅，另一面則藉爆竹聲，傳遞毛匪死亡的好消息。

陶老先生是江西人，他說：毛匪不僅是中國人的仇人，同時也是世界上所有愛好自由人士的大仇人。他指出，要不是毛匪作亂，他也不致弄得妻離子散，遠離可愛的家鄉，他認為無惡不作的毛匪早就該死。

伊通街一家麵館的田老闆說；當聽到毛匪暴斃的消息時，真是大快人心。他回憶說：38年共匪到他家鄉時，先是討好老百姓，幫老百姓做事。可是不到一個月時間，便開始逼百姓繳糧，充軍，弄得大家生不如死。此次毛匪之死，是他惡貫滿盈，同時，也正意味著毛匪政權加速崩潰的預兆。」

這是位於台北市松江路黨營的《中華日報》，記者出門採訪附近四平街與伊通街上放砲祝賀的普通外省人。再看一下同一天省營的《台灣新生報》第3版，訪問高級外省人的新聞〈毛匪死翹翹 楊寶琳雀躍〉；

「山東籍的立法委員楊寶琳，昨天下午在病床上聽到毛匪死亡的消息，高興得跳起來，斷言這是大陸同胞重見天日的時刻，也是我們迎接再一次偉大勝利的時候。」

包正豪既然要站在「人死為大」的制高點，怒罵說了「死好」的王奕凱是「畜牲」，那麼對於當年毛澤東死時也在放鞭炮、貼標語、雀躍歡欣的「畜牲」們，不能用雙重標準吧？「只許你們大放炮，不許我們說死好」，這種郭冠英「高級外省人」的罵人法，完全經不起鄉民檢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