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某部份吸收了黨國奶水」解嚴多年課本不見白色恐怖 國小老師談歷史教育難題

「明明解嚴這麼久，但課本在談到這塊歷史時，『白色恐怖』4字還不會出現在教科書裡！』想讓學生了解過去歷史有多年？今鷺江國小教師翁麗淑出席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舉辦之世界人權日座談，與年近70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欽生交流，也分享在國小推動歷史教育的困難。

翁麗淑指出，雖然台灣已解嚴多年，「有幸到體制裡做教育這塊的老師，某部份是吸收了黨國的奶水，價值觀上很難去扭轉」，因此造成轉型正義教育難以起步；翁麗淑也分享，小學生其實是懂轉型正義的，例如曾有學生知道批死刑判決者就是硬幣上的蔣介石後，驚恐大喊：「那我們現在還在用他的硬幣！」

「為什麼小學老師要忙這種事？家長沒意見嗎？」參加人權研討會被校長擋

於鷺江國小任教的翁麗淑表示，自己歷經「說台語會被罰錢」、走過戒嚴歲月，是屬「失落的一代」，入小學前完全不會說國語，也很少跟家裡談什麼歷史或是對國家有什麼期待，這種心態在台灣中生代相當普遍，也因此影響了目前教育體制裡的老師：「有幸到體制裡做教育這塊的老師，某部份是吸收了黨國的奶水，價值觀上很難去扭轉……」

「目前我看到學校裡的轉型正義，我認為根本就還沒起步。」翁麗淑感嘆，目前課本還不會明確列出「白色恐怖」4字，小學課本不見鄭南榕、解嚴後也是兩三行帶過：「問人權教育怎麼做，國中老師都會很為難，會覺得所有的課都是為了升學在準備，這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大家講什麼轉型正義啊、趕快變成博物館啊，在校園裡是不會有這種聲音的，因為考試不會考。」

翁麗淑分享，若教師想自主進行人權教育，校方態度也會相當保守。例如，她曾向校長遞出請假單，表示要出國參加人權教育研討會，校長卻回：「妳去參加這個，社會觀感如何？為什麼一個小學老師要忙這種事？家長都沒意見嗎？」

鷺江國小教師翁麗淑。（謝孟穎攝

「我很錯愕，這是一個怎樣的年代？我要出國參加一個人權教育研討會，他應該全力支持我、讓我吸收到一些回來，但大家考慮到的不是這個，而是『家長觀感』──這不是你該忙的，你應該要好好做班級經營、把你的作文教好，而不是去關心這個議題………」翁麗淑感嘆。

同事怒吼「我就是中國人，怎樣」她嘆中生代「腦袋裡的警總還在」

把假單送到人事主辦後，對方也質疑：「人權教育？我們真的有這個嗎？這只是講一講而已，應該沒有真的有人在做吧？」後來，翁麗淑與校長談好回來要做一場「人權教育公開課」，才獲准假。

課堂上，翁麗淑以白色恐怖受難者書信集《無法送達的遺書》一部份當教材，而學生問翁麗淑：「批遺書的人（蔣介石），是不是就是我們硬幣上的那個人？」翁麗淑說對，就是批「死刑可也」下達槍決命令的那個蔣介石，小朋友則驚恐：「那我們現在還在用他的硬幣！」

憶起當時狀況，翁麗淑說可以明顯感覺到有老師開始「緊張」了，但她仍把握機會向孩子解釋何謂「轉型正義」：「因為我們的轉型正義還沒走完，所以我們還在用他命名的路、進他的公園、用他的硬幣，所以二二八紀念公園旁邊就有一個他的銅像，這樣矛盾的事情就在我們周遭赤裸裸地發生著。」

「小孩的眼睛很雪亮，他已經不同於我們這一輩了，但很弔詭的是我們這一輩還在教他們，腦袋裡的警總還在、無法呼吸到自由空氣的靈魂還在，老師還在恐懼，但只要你去點一下，他們就會有感了。」翁麗淑說，孩子並不是無法理解轉型正義，只是需要「點一下」。

翁麗淑又舉例，曾有學生因為「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標語問她「為什麼我們還是中國人」，她因此發起全校自治討論，當時還有一位老師站起來大喊：「我就是中國人，怎樣？」老師的保守態度，在校園依然普遍存在。

「我們很常害怕去吵架，但忘了再怎麼吵，都比打架、打仗好」

談起轉型正義的另一個困難，翁麗淑認為還有個問題是人們無法切身感受政治受難者的痛苦。翁麗淑常帶孩子到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園區內保留拘留室、會客室、工廠等完整當年政治受難者生活空間，但這些模型若沒有經過解釋，就會變得像蝴蝶標本，「好像隔著玻璃窗在看一些漂亮的翅膀，我們看不到活起來的樣子，感受不到他的痛苦。」

「我們在看這些故事的時候，常把他當英雄式的故事在看，但英雄式的故事其實離我們很遠，看完就沒了，你看到要有感他才可能會成功。」翁麗淑強調，重要的是培養人們對歷史的敏感度、意識到威權話語或制度的痕跡。

而對於轉型正義，同樣出席座談的二二八共生音樂節共同發起人藍士博表示：「每討論轉型正義，就有人問你中正路改名多少錢、中正紀念堂改名要多少錢，但轉型正義不是『價格』而是『價值』的問題，也不是『答案』，而是『思考』。」

「我們很常害怕去吵架，但忘了再怎麼吵，都比打架、打仗好。」藍士博說，雖然後現代史學認為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人人觀點不一，但他認為歷史追求仍要有一個「價值性」、「轉型正義讓我們追求人一個『善』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