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全球年輕人都在變窮 有一個階層卻在變富
貧窮的表面原因是因為財富的匱乏，但其深層的原因是因為社會機會的不平等。為貧窮的人創造一個更良性的社會經濟環境，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扶貧邏輯。
近日，年輕人「變窮」的話題成為許多媒體關注的熱點。
在中國，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05年全國城鎮在崗職工平均月薪1530元，2015年全國城鎮就業人員平均月薪4467元。
據北京大學課題組數據，2005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平均起薪1588元；據第三方調查機構麥可思數據，2015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平均起薪3694元。
數據顯示，2005年，大學畢業生月薪是城鎮職工的104%；10年後的2015年，大學畢業生只有城鎮職工月薪水平的83%。再看10年增幅：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增長232%，城鎮職工平均月薪增長338%。這是未考慮通脹的結果，但通脹對所有工薪族的影響應該是相似的。
對國外青年群體的研究發現，青年群體的收入增長也跑不過社會平均水平，「年輕人變得更窮了」現象在許多國家都出現了。
可見，過去10年，相對社會總體水平，大學畢業生是一個失落的階層。如果把畢業生當作年輕人的代表，年輕人的確變得更窮了。
「青年貧困」蔓延全球
青年貧困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現象。
英國衛報對此展開了一項調查，結果發現，除澳大利亞外，在英、美等幾個經濟體中，年輕人的收入增速遠低於國民收入的增速，並且這些我們稱之為「80後」「90後」的年輕人群體，相比他們父輩年輕的時候賺得更少，也就是說，代際之間財富鴻溝顯著。《衛報》報道，英國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考慮通脹因素後，英國25～29歲年輕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低於2004～2005年的水平——從當時的3.19萬英鎊下降為3.1萬英鎊（約合人民幣29.18萬元）。
在法國，沒有穩定工作、沒有住房的「漂一代」有很多。因為找不到全職工作，這些年輕人只能「漂來漂去」地到處打零工，隨時面臨失業的風險。法國《世界報》報道稱，法國的失業率已達到二戰之後從未有過的高水平。每4個失業者中就有一個不到25歲。據法國《費加羅報》報道，該國有1/5的年輕人生活在貧困線下。
英法兩國年輕人的現狀也是整個歐洲年輕人的現狀。
30年前，歐洲年輕人的收入高於平均工資水平，但現在許多年輕人的收入比國家平均工資低20%。退休工人的工資卻在不斷上漲。對此，《衛報》在日前公布的關於年輕人未來前景的調查報告中稱，「80後」、「90後」是歐洲社會中「受益最少的群體」。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國家債務危機、工作崗位緊缺、經濟全球化和房屋價格上漲。
無論是在美國、加拿大還是西班牙、義大利，年輕人的收入，其實是拖了社會平均水平的後腿，其中以義大利為最，年輕人的收入增幅竟然比社會平均水平低了19個百分點。
年輕人需要安家置業，需要娶妻生子，其支出通常要比退休人群高，因此也需要相匹配的更高的收入，但現實就是怎麼殘酷。
在中國的香港和台灣地區，年輕人也深受收入減少的困擾。根據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2012年，台灣未滿30歲、30至34歲、35至39歲三個組群的平均年所得，都低於15年前的水平；同樣，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指出，按通脹調整後，不同年代的大學生無論在起薪點或及向上流動的加薪速度，均有明顯下降。
作為國家未來的年輕人的狀況，如果變得比其父輩更窮，將帶來極大的隱患。
中國年輕人變窮因沒趕上「資產泡沫」？
先說說中國年輕人的情況。儘管他們用著比過去更好的手機，娛樂方式比過去更多，營養比過去更好，為什麼卻還有「更窮了」的感覺呢？
這可能是因為財富積聚更難了，年輕人在財富分配中的相對地位也下降了。
先來看看年輕人相對財富地位的下降。經濟學家周其仁說，這些年來，房子是拉開居民財富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相信周教授的話符合大多數人的生活感知。網上有個笑話說，1990年代，上海某人辭職賣房創業，經過20年的辛苦打拚，他終於存夠了400萬，買回了賣掉的房子。可見有房沒房，大不一樣。當然，房子並不是唯一的拉開財富差距的因素，其他資產也構成了其中緣由。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性的、長期的寬鬆貨幣環境中，資產價格會畸形上漲。
財經作家吳曉波最近寫了一篇《中國正迎接「食利時代」的到來》。他認為，中國正在形成一個食利階層，「即那些擁有不動產、股票、有價證券、票據，僅僅靠利息、股息、地租就能獲得穩定的甚至不斷擴大的現金流的人」，這些食利者的財富大多數是拜寬鬆貨幣所賜。換句話說，他們趕上了泡沫的盛宴。吳曉波自己也是食利者中的一員。他說自己早就成了億萬富翁。他成為億萬富翁的「秘訣」很簡單，就是多年來不斷買房子。
普通人和食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不要說年輕人，就是那些工作多年的人，如果未能持有資產，也會感覺自己越來越窮。這不是說食利者有多壞，或者剝削了誰之類的。其中有些人的確是靠特權致富，但也有很多人只是把趕上了泡沫的機會。
隨著科技更新換代加速，年輕人其實更具競爭優勢。即便學校教育滯後於市場需求，他們也可以更快地通過再學習適應市場需求。然而，儘管每一屆畢業生都是更優於上一代的前輩，但是，每一屆畢業生也面臨越來越大的房價收入比。也就是說，畢業越晚，離靠工資購房越遠。當然，富二代可以不靠工資購房。
年輕人相對財富地位的下降，其實反映的是整體上致富環境的退化。一方面，整體經濟增速從過去的10%以上，降低到現在的不到7%；另一方面資本的回報增速遠超人力的回報增速，兩項相加，更可見資本相對於人力的優勢在快速上升。
這說明什麼？說明資本相對於人力資源更為稀缺。可能有人會覺得奇怪：現在不是到處都說產能過剩、資本過剩嗎，怎麼還資本稀缺？其實，所謂的資本過剩，只是某些行業過剩，但更多行業資本是稀缺的。所以，民間借貸利率高，民營企業融資難。某些資本過剩其實是資本配置錯誤，是畸形地集中到某些行業。
「人賺錢難，錢賺錢易」正成為越來越多沒趕上泡沫盛宴者的感慨，這句話也形象地反映了人力資源所得回報的相對下降。這對於在人力資源上占優的年輕人來說，不是好消息。
要提高年輕人致富的機會，最好的辦法就是讓資本充裕起來，而不是畸形地集中在某些行業。由資本來爭奪人才，造成資本的回報相對下降，人力的回報相對上升，年輕人才會有競爭優勢和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
資本和全球化「該當何罪」？
就國際而言,年輕人變窮有兩個相互聯繫的重要背景。
為什麼年輕人越來越窮了？現在大家提及最多的說法，是引用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其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的觀點：勞動回報永遠跑不過資本的回報。即：社會資本回報率遠高於勞動回報率以及平均的實際經濟增長率。除了世界大戰等非常規影響因素縮小不平等差距外，財富分配一直以來都是向少數富人階層聚集，50%的國民收入都來自於前10%的收入者。年輕人作為不擁有資本、或者擁有極少資本的社會階層，靠勞動賺取回報永遠比不上那些坐擁資本的富人階層。
在中國，「資本為王」影響年輕人收入的現象也存在，並且金融市場不完善產生的一系列「財富門檻」放大了這種影響。提到年輕人的生活水平，離不開談購買力，如今通貨膨脹，物價水平上漲，以及高漲的房價讓年輕人的購買力跟不上「拍」。只要手裡的資產回報率夠高，就能跑得過通貨膨脹，然而，現實中，高收入群體有更多的方式和手段抵禦通貨膨脹，而低收入群體的年輕人則相對劣勢。研究發現，由於我國金融市場不發達，形成了規避通貨膨脹的財富門檻，富人才有資本談保值增值，而通貨膨脹又在事實上提高了這種財富門檻，進一步加大了收入差距。在這一過程中，年輕人首當其衝。
其次是全球化。在收入、財富分配以及被動性結構變革的成本和收益方面，大多數已開發國家的增長模式在過去20年間都存在問題。全球化和某些數字化技術導致了工作和收入的兩極分化，對各個國家的中產階級都造成了持續的壓力。而中產階級的重要基礎是年輕人，包括聯合國定義的55歲以下的年輕人。
最近的一個案例就是英國「脫歐」派的勝利，雖然民眾的不滿是合情合理的，精英的錯誤也是不能迴避的，但民粹主義開出的藥方卻是錯誤的。貿易保護、劫富濟貧、孤立主義實行起來很痛快，甚至在短期內會有一定效果，但從長期來看一定是不利於國家發展的。
根本出路在於讓年輕人向上流動
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貧窮的本質》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貧窮的表面原因是因為財富的匱乏，但其深層的原因是因為社會機會的不平等。而這種機會的不平等會讓那些原本有可能憑藉自身的智慧和能力改變經濟狀況的窮人失去重要的脫貧機會。什麼叫做機會不公平？作者舉例說，當人道組織為非洲貧困地區的農民提供化肥援助時，使用化肥的貧農都獲得了較好的收成，但第二年持續使用化肥的貧農數量卻遠遠低於預期。調查人員一詢問，才知道很多獲豐收的農民第二年依舊難存下足夠的錢購買化肥。越是貧窮的人群，意外開支越大。
因此，最重要的不是現在的年輕人是否比以前更貧窮，而是他們有沒有機會可以改變這種狀態。但正如調查所顯示的，多數人對此比較悲觀。72.4%的人自認為其收入增長速度既很難跑過通脹速度，也很難跑過其他人群。
在一個社會裡，最重要的是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只有保證人人皆有成功的機會，那麼即使現在年輕人處於相對貧窮的狀態，那又有什麼可怕的呢？真正可怕的是，即使年輕人意識到自身的貧窮，卻是無論怎樣的努力和勤奮都不足以改變，這才是最為可怕的事。
在這一層意義上，解決青年群體的貧窮現象，重要的是創造公平環境，提供機會，讓年輕人自己可以改變命運，而不是等待就業保障或物質補助等。同時，在當下的社會裡，還存在不少門檻，攔住了年輕人的「中產之路」，比如收入不平等、通貨膨脹、房價上漲等有可能還將持續。因此，給予年輕人實現有限收入保值增值的機會，就顯得非常重要。
為貧窮的人創造一個更良性的社會經濟環境，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扶貧邏輯。以教育為例。眾所周知，富人通常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教育程度低造成窮人就業的困難，因此，不得不謀生的窮人們只好躋身為城市非正規經濟大軍的一員。地攤、小販、打零工等等活路成了這些人主要的謀生手段。但這些價格低廉的工作實際上無法讓他們積累足夠的儲蓄和資本，他們的後代實際上也沒辦法得到更好的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也沒有經濟能力獨立創業。如此，貧窮的惡性循環依舊世世代代在延續。從這個角度看，為窮人提供充分的機會才是扶貧真正該著手的事情。
英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了幫助青年人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性，在2011年發表了《開啟大門，衝破障礙》白皮書，其中將人一生的發展分為了「基礎」(5歲以下)、「在讀」(5-16歲)、「過渡」(16-24歲)及「成年」(24歲以上) 四個階段，在每個階段，政府都會制定相應的政策幫助處於弱勢的群體，實現向上流動。這一意識和舉措或許值得借鑑。
【不同聲音】
年輕人只是變得更會哭窮而已
日本學者三浦展在《下流社會》一書中提出中產階級下流化的概念，他認為過去二三十年一向穩定的日本中產階級正在萎縮，年輕一代從中產躋身「上流」者鳳毛麟角，淪入「下流」者卻源源不斷。——中國也在經歷這個過程嗎？前幾天有媒體設置了這樣一個議題：年輕人真的變窮了，變得更窮了。依據是國家統計局的一組數據：2005年，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是城鎮職工的104%，10年後的2015年，大學畢業生只有城鎮職工月薪水平的71%。還有10年增幅，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增長232%，而城鎮職工平均月薪增長338%。
以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高低作為判斷窮富的標準，判斷他們是一個失落的階層，又把畢業生作為年輕人的代表。這個邏輯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大學畢業生起薪本來就偏低，「起薪」的含義就是最低額的工薪，一般都比正常薪水偏低不少，用大學剛畢業的起薪，跟城鎮職工的月薪來比較進行貧富衡量，明顯不對等。剛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也不能代表年輕人這個群體。
年輕人是一個龐大且模糊的群體，群體上很難界定，窮富也很難作數理統計，無法籠統地說一個群體變窮還是變富了。
就拿在媒體工作的年輕人來說，就有很多差別。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傳統媒體，年輕人收入可能降低了，變窮了，尤其是剛大學畢業的，沒法兒跟幾年前都市報的黃金時代比；而本就不依賴市場、有財政支撐的媒體，年輕人的收入沒有太大變化；新媒體從業者則不一樣，收入可能變高了——而新媒體內部收入又有差別，從事內容生產的可能就沒有從事技術的年輕人收入高。
說某個地區、某個行業、某個年齡段的人收入降低了，前面加很多限定詞，哪裡會有「年輕人變窮了」聽起來乾脆過癮、引人注目和聳人聽聞，能起到讓人過目不忘的傳播效果。人們在設置議題時迷戀這種簡單粗暴的全稱判斷所帶來的刺激效果，厭惡嚴謹的限定和保守的判斷帶來的平庸。
很難對年輕人的貧富狀態作整體的判斷，那種讓人覺得窮的感覺——可能不是整體收入降低了，而是比過去更會哭窮而已，傳遞了「變窮了」的幻覺。
在今天的網路和社交媒體上，哭窮是一種政治正確，而炫富則被認為是政治不正確。網路的基本情緒就是反智和仇富，炫富會在道德上受到集體攻擊。
哭窮會被同情，炫富會受敵視，所以，網路呈現出的基本取向就是哭窮，生活比過去好了，他不會公開、高調地說，悶聲大發財嘛；而如果日子沒過去滋潤了，他一定會在社交媒體抱怨。
全媒體讓人們更多地看到這個世界那些奢華，以直播的方式看到諸如「一個自媒體廣告就拍出數千萬天價」的財富神話，更會產生一種相對被剝奪感——收入和財富增加了，卻感覺變窮了。跟過去相比，今天的年輕人比較的對象不一樣，比較半徑也大多了（比如，今天再有錢，可相比一套房，立刻覺得自己很窮了），更會產生窮的感覺。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自媒體賦予了人們更多的表達機會，尤其是年輕人掌握著話語權，他們更習慣以哭窮的方式主張自己的利益。自媒體的話語權，使他們誇張矯情的哭窮聲更容易被設置成一個受到關注的議題，而真正的窮人，因為缺乏話語權，窮到無法讓自己的貧窮受到普遍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