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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表示，檢察官起訴他是一廂情願、混亂體制，會帶來檢察官誤國的結果。（中評社 資料照） |
中評社台北6月2日電（記者 倪鴻祥）台北地方法院承審馬英九涉嫌洩密案，今天下午第二次開庭審理，承審法官唐玥給馬英九補充說明的機會，馬英九宣讀備妥的講稿，指處理關說是“憲法”保障的“總統”特權，檢察官起訴他是一廂情願、混亂體制，會帶來檢察官誤國的結果；“檢察總長”應為沒有洩密的前“檢察總長”黃世銘提出非常上訴。
馬英九在法庭內，還要求出庭的告訴人、民進黨“立委”柯建銘能支持將妨害司法公正罪的“防關說條款”變成法律。
馬英九2013年9月因處理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前“立法院長”王金平與民進黨“立委”柯建銘涉“司法關說”，事後柯建銘向檢方提告，馬英九去年5月20日卸任後，台北地檢署著手偵辦，於3月14日依洩密罪起訴馬英九，台北地方法院4月14日首次開庭，今天下午第二度開庭審理，馬英九、柯建銘都親自出庭。
下午開庭時，承審法官唐玥給馬英九補充說明的機會，馬英九宣讀備妥的講稿，全文如下：
庭上：
大家都知道，本案涉及“總統”職權，而“總統”是“憲法”機關，行使職權必須依據“憲法”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對“憲法”的解釋。從民國82年到104年的22年間，大法官會議對“總統”在“憲法”上職權作了5號重要解釋：就是民國82年的325號、93年的585號、95年的613號、96年的627號，與104年的729號等。其中與本案密切相關的是釋字585號與627號，尤其585號解釋是最詳盡的一號。它與其他4號解釋最大的不同，就是具體闡釋了“總統”“行政特權”（executive privilege）的概念，這不只是“總統”可以拒絕“立法院”或“監察院”調閱特定文件或索取特定資訊而已，更包括“總統”可以決定是否對外公開有關“國安”、國防、外交、犯罪偵查、與政府內部決策過程等資訊。因為這是“總統”身為國家“元首”，為實踐保衛“國家安全”與增進人民福利的“憲法”承諾所必須擁有的行政權能（“憲法”第48條參照）。而三年後釋字627號解釋更確認“總統”就是“憲法”與“憲法”增修條文所規定的最高行政首長，更補充並完善了大法官585號解釋的內容。所以大法官585號與627號解釋，正是可以用來解決本案爭議所需要的“憲法”依據。
在4月14日第一次開庭後，台北地檢署（北檢）提出三份補充理由書，對大法官釋字585號解釋的適用範圍、適用對象、適用場合的見解，充滿誤導、矛盾與本位主義，嚴重牴觸大法官釋字585號解釋的意旨，這不僅是“檢察官治國”，更可能造成國政大亂的“檢察官誤國”。
首先，北檢認為585號解釋，不能包括“刑事犯罪偵查及其指揮權限。因此“總統”的權限，不及於顯為司法屬性的資訊在內。”但是何謂“顯為司法屬性”，以及如何區分“司法”與“非司法”資訊？由誰決定？北檢卻沒有一個字說明。
何況釋字585號解釋文及理由書已明確指出：“行政首長依其行政權固有之權能，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之資訊，例如涉及“國家安全”、國防、或外交之國家機密事項，有關政策形成過程之內部討論資訊，以及有關正在進行中之犯罪偵查之相關資訊等，均有決定是否公開之行政特權（executive privilege）。” 換言之，585號解釋並未區分“行政資訊”或“司法資訊”，亦即不論資訊的屬性為何，行政首長都有決定是否公開的行政特權，而此一行政特權顯然並不是北檢在補充理由（二）中所說，只限於“拒絕公開”資訊，而是包括“同意公開”資訊在內，其文義非常明確，不容任意曲解，恣意限縮。
事實上，“國家安全”、國防、外交、政府內部決策過程等國家機密事項，其重要性與機密性絕不亞於犯罪偵查中的相關資訊，依據“舉重以明輕”的法理，“總統”依據行政特權既然可以決定是否公開“國家安全”、國防、外交等國家機密事項，當然也可以決定是否公開犯罪偵查中的相關資訊。
因此，北檢的主張與釋字585號解釋意旨明顯牴觸。大家都知道，大法官對“憲法”的解釋，效力等同“憲法”，而高於一般法律，對全國各機關與人民均有拘束力（民國73年釋字185號解釋參照），所以北檢的見解因明顯牴觸585號解釋而無效，自不應採納。
要特別說明的是，依釋字585號解釋，“總統”可以決定是否公開犯罪偵查中的相關資訊，我並沒有主張“總統”可以指揮監督檢察機關或檢察官，北檢在補充理由書中，顯然有誤解。在本案中我只是被動接受有關“立法院長”與委員聯手關說司法個案的資訊，不是我要求檢察官提供，我也沒有干涉司法個案，更沒有主動指揮辦案。在此，我也要請北檢明確表示，在本案中我有沒有主動指揮辦案，因為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在本案中檢察機關有沒有被指揮辦案，是檢察機關及全體檢察官的名譽問題。我希望北檢一次說清楚，講明白，不要迴避，也不要含糊。
其次，北檢認為，“總統”即使依據釋字585號及627號解釋，可以決定“正在進行中之犯罪偵查相關資訊”是否公開，但不能無限上綱，而必須由該管檢察官或受訴法院依法處分或裁定。換言之，“總統”在決定是否公開偵查資訊前，必須先向檢察官或法院請示，而不能自行決定。
但是，依據最高行政法院98年裁字第3378號裁定意旨，司法機關(即法院)對於“總統”依據“司法院”大法官第585號、第627號解釋意旨，對於正在進行中之犯罪偵查相關資訊或偵查保密事項等相關資訊，依據“憲法”賦予之行政特權或國家機密特權決定予以公開之行為，屬於“國家行為”或“統治行為”性質，基於“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司法機關(即法院)不僅應該予以尊重，更不得憑司法裁量決定其是否違法。
在“我國”“憲法”上，檢察機關既不是權力分立原則下第77條規定的司法機關，正在進行中的犯罪偵查資訊，依據大法官第585號解釋，又屬於行政首長依據行政特權所得決定是否公開的資訊，北檢同時受到“檢察一體”及“行政一體”原則的拘束，則對於司法機關(即法院)都應尊重的“總統”“國家行為”或“統治行為”，豈能任意論斷為違法行為，而認為須要先經檢察官或法院審查？此種見解事實上已經否定“總統”的行政特權，如果採納，釋字585號將成為具文。此種見解，顯然也過度膨脹檢察官的權力，自不足採。
第三、北檢又認為，釋字585號解釋中享有“行政特權”的所謂“行政首長”，應只限於“檢察事務”首長，而不包括“法務部長”、“行政院長”、與“總統”。這樣的限縮解釋，將使585號解釋變得毫無意義，也無法執行。因為檢察首長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三項規定，本來就有三種不受“偵查不公開”原則限制的例外情形，即在：第一，依據法令；第二，維護公共利益，與第三，保護合法權益等三種情形，偵查中資訊可以適度公開，根本不需要釋字585號解釋的授權。如果“行政首長”排除“法務部長”、“行政院長”與“總統”，那麼北檢的見解一方面牴觸釋字585號解釋，當然無效；一方面對檢察首長而言完全是多此一舉，並無必要。
更嚴重的是：根據585號解釋，“總統”的行政特權適用的事務，除進行中的犯罪偵查相關資訊外，還包括涉及“國家安全”、國防、外交等國家機密事項，與政策形成過程之內部討論事項。若依照北檢“行政首長限於檢察首長”的解釋，這些本來應該報請“總統”或“行政院長”決定是否公開的機密事項，就將交給檢察首長來決定了。這樣做合理嗎？適當嗎？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國防、外交事務是由檢察首長來處理的？同理，請問檢察事務可以交給“國家安全”、國防、外交首長來處理嗎？如果不可以，那為何“國安”、國防、外交事務就可以交給檢察首長處理呢？北檢這種一廂情願、混亂體制的“檢察官治國”理念，實在世界罕見，恐怕會帶來“檢察官誤國”的後果！。
再說，如果檢察首長可以享有行政特權以對外公開偵查中應秘密的資訊，那麼前“檢察總長”黃世銘為什麼會因為向我報告“立法院長”與委員聯手關說司法個案而被起訴判刑呢？依照北檢見解，檢察首長享有行政特權，那黃世銘前總長向我報告司法關說案當然就不構成洩密了，也不構成犯罪了。黃前總長如果沒有洩密，我當然更沒有洩密或教唆洩密。我既然沒有洩密，北檢就應該立刻撤回對我的起訴，否則北檢起訴我的行為，可能構成刑法第125條的“濫權追訴處罰”罪。
簡單說，如果北檢的見解是“對”的，釋字585號的行政首長是指“檢察總長”，黃世銘就不應該被判洩密罪；黃世銘沒有洩密，我當然更沒有洩密或教唆洩密。如果北檢的見解是“錯”的，釋字585號的行政首長是指“總統”，我找“行政院長”與“總統府”秘書長來我的寓所討論“立委”聯手關說司法個案，當然就沒有構成洩密罪。因此，不論北檢的見解是“對”還是“錯”，我都沒有犯罪！既然如此，北檢就應該撤回起訴，不要再浪費司法資源。尤其如果北檢仍堅持己見，釋字585號的“行政首長”是指“檢察總長”，請為黃世銘“檢察總長”提出非常上訴，以還他清白與公道，也還檢察機關清白與公道。
依《檢察官倫理規範》第二條規定：“檢察官為法治國之守護人及公益代表人，應恪遵“憲法”、依據法律，本於良知，公正、客觀、超然、獨立、勤慎執行職務。”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根本問題，北檢應該說明清楚是否撤回起訴及其理由。同樣，請北檢一次說清楚，講明白，不要迴避，也不要含糊。
最後一點，本案在今（106）年4月14日第一次開庭後，當天午夜11時半，北檢突然發布四點聲明。四天之後，4月18日，北檢又再發布四點聲明。一個地檢署頻頻在庭外就個案發布聲明，相當罕見，引發外界議論紛紛；其實開庭當天法官已經給了充分時間，蒞庭的檢察官為什麼不在開庭時發言，卻選擇庭外兩度發言呢？
為了尊重法院以及承審法官，我決定不在庭外回應，但就北檢在第二次庭外聲明中，質疑我在“總統”任內未對關說司法者立法論罪科刑，恐怕有誤會。事實上102年9月初“立委”聯手關說司法個案曝光後，引發社會譁然、政局動盪，我曾透過國民黨高層人士向當時“立法院長”提出一個解套方案，其中就包括共同努力將“妨礙司法公正罪”納入刑法。最後因故未成，令人遺憾。換句話說，我試過，但沒有成功，當時協商過程媒體都有廣泛報道，政壇人人知道，網路一查就到，為什麼本案檢察官似乎不知道？
據報載，五月四日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已決議研訂“妨害司法公正罪”，以杜絕司法關說，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行動。現在“立法院”民進黨委員占絕對多數，民進黨大黨鞭柯建銘委員今天就在座，他一向關心憲政問題，尤其是權力分立與制衡的關係，以及“立法委員”行使職權的操守問題。請檢察官不妨徵詢柯委員意見，是否願意帶頭登高一呼，提案修改《刑法》與《“立法委員”行為法》，我也會商請“立法院”國民黨團呼應，大家一起來讓司法關說走入歷史，讓“中華民國”的司法更公正、更獨立。
今天開庭過後，不管台北地檢署再發多少次庭外聲明稿，我都不會在法庭外回應，因為這不僅是對法院的尊重，也是對自己的尊重。 謝謝庭上。
